哪些争议由仲裁机构解决

仲裁,又称为“公断”,指的是纠纷出现以后,双方当事人自愿地把它交给共同所依赖的第三人(仲裁机构)来作出裁决,一裁终局,双方当事人不得对裁决持有异议,并且必须自觉地执行裁决,否则,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这么一种解决争议的办法。仲裁的这种性质使它具有以下一些特点:①自愿。所有的当事人都必须自愿把争议解决权交给仲裁机构,只要当事人的任何一方不同意去仲裁,仲裁机构就不得对争议进行裁决。同时,当事人还可以选择仲裁机构、仲裁员,约定仲裁程序等,这是仲裁同到法院起诉无须征得对方当事人     

哪些财产不能当作遗产来继承

①夫妻共有财产属于死者配偶一方的财产及家庭共有的财产中属于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②人身权不可继承;③抚恤金、生活补助费(这是国家或有关单位给被继承人家属的物质帮助);④自留地、自     

苏联中央统计局发布关于1982年苏联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家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

1983年1月23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苏联中央统计局关于1982年苏联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家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内容如下:1982年是苏联建立六十周年的一年,社会生产和人民福利的进一步增长得到保证。1982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执行结果如下:     

恩格斯和法国工人党(1891—1895)——学习《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中译本第三卷

《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中译本第三卷出版了。这是我国翻译界一大喜事。这一卷《通信集》的出版,对于我们研究法国史的同志是一个重大贡献。第三卷包括恩格斯和拉法格夫妇来往书信共173封,写信时间是从1891年1月11日到1895年7月23日——这封给劳拉的短信,是现在已经公开发表、保存下来的恩格斯生前写的最后一封信,不到两个星期以后,他就与世长辞了。这些无比珍贵的恩格斯晚年的通信,不仅提供我们十分难得的第一手真实史料,并且对我们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具有     

无奈走后门

正上世纪80年代,美国作家哈里森来上海访问,临走前找到时任市长朱镕基,请其帮忙给自己买一张飞机票。朱镕基不解,开玩笑地问:"难道我们上海只卖飞机票给中国人,不卖给你们外国人吗?""不,不!"哈里森摇了摇头,说:"售票窗口不但不卖票给外国人,也不卖票给普通中国人。我想回北京,但回不去。"朱镕基一惊。哈里森走后,朱镕基专门到机场去了解情况,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上海从机场、港口根本进不来,进来以后出不去,买不到     

宋朝法制文明对我国法治发展的镜鉴

在宋朝法制文明引领下,促进了皇帝与士大夫“法治”意识的提升,即注重培养官民“法治”素质,储蓄“法治”人才,同时重视“民生”领域的建设与“法随时转”。虽然,宋朝的法制文明目的在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与我国现代法治目标有根本性区别,且伴随法制发展,出现了律法冗杂、“重刑”思想加剧等极端性问题。但我国现代仍应对此辩证分析,择善而从,从宋朝法制文明的经验中寻求治理之道,为我国现代的良法善治提供历史镜鉴。     

瑞士反洗钱法律与实践

20世纪前期,瑞士实行严格的银行保密法律。根据1934年11月8日通过的《关于银行和储蓄银行的瑞士联邦法》,当客户不同意披露身份时,银行就不能向监管者和执法官员提供相关信息。如果违背了保密关系,则要承担民事赔偿。《瑞士刑法典》也规定只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客户身份信息。不正当的披露行为可能会被处以监禁和罚款。在这一阶段,反洗钱立法中关于披露客户信息的本质和要求是明显与瑞士银行法和刑法的法律原则相冲突的。瑞士银行业所奉行的严格为顾客保守金融秘密原则加上全面周到的服务.     

“知识产权学”的学科体系建构

“知识产权”加上一个“学”字，可以引导人们关注“知识产权法”之外的其他知识领域，进而为建构知识产权学科提供理论支撑。“知识产权学”以知识产权法学为底色，以知识产权经济学、知识产权管理学、知识产权信息学、知识产权社会学、知识产权教育学、知识产权史学、知识产权哲学等为“四梁八柱”，共同构成“知识产权+”学科群体。以此为基础，从“知识产权学”理论体系和专门方法的形成、有关科学家群体的出现、有关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以及学术团体的建立并开展有效的活动、有关专著和出版物的问世等四个方面，加之行政和司法体系、法律政策体系、职业职称体系的现实策应，可以清晰呈现“知识产权学”的学科体系概略。     

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法律机制研究

公共数据包括公共管理数据和公共服务数据。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保护国家安全与个人合法权益以及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是建设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法律机制的三项决定因素。公共管理数据是公共性最强、可共享利用程度最高的数据。推进实施公共管理数据共享法律机制是建设整体政府、数字政府、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其关键在于建设全国及地方统一政务数据平台。公共管理数据授权开放包括狭义的公共管理数据开放和公共管理数据授权运营，其重点在于促进市场主体对公共管理数据的多元化利用。公共服务数据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但其同时也具有民事权利客体的性质。公共服务数据确权授权法律机制应当确认公共服务机构对公共服务数据享有数据财产权，同时在现有法律规则的基础上赋予公共服务数据更高程度的开放性，充分释放其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