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行政行为之目的

本文借鉴吸收哲学等研究成果,对行政行为的目的进行初步探讨。从概念入手,分析其二个主要分类以及三大功能--启动行政行为、控制和引导行政行为的运用以及渗透于行政行为过程和结果之中,并对其进行评价;最后试寻托途径使行政行为的目的正当化。本文意在弥补行政行为研究的一点空白,同时充实对行政合理性原则的研究。     

依法律行政原理的移植与嬗变

依法律行政,旨在藉由法律的合理性控制行政的恣意,并获得法的安定性和民主性,它是近代形式法治国家的产物,是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德国依法律行政原理经由奥托·迈耶的提炼基本定型,经由美浓部达吉等人传至日本,并影响了我国早期的行政法学。在新中国,依法行政逐渐得到强调。这种转变既有行政立法高涨的现实影响,也有方法论上的原因,但更多缘于全国人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权力格局。从全国人大与国务院的宪法关系来看,应当重新确立依法律行政原理,并从行政诉讼上为依法律行政提供保障机制,同时摒弃依法行政中的某些错误观念,以确保法治国家的真正实现。     

论行政法原则的司法适用——以诚实信用和信赖保护原则为例

行政法原则在行政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司法也应对此加以保障。行政法原则的表现各不相同,效力各异,司法在适用这些原则时应遵循不同的规则,采取不同的技术加以阐释和推理。这既是司法权的法律执行性的要求,也是与法院的宪法地位相适应的要求,更是立法对司法裁量权的一种合理的限制。     

行政信赖保护之立法思考

人们对信赖保护的认识已经提到了一定的高度 ,将信赖保护规定在行政程序法之中已基本上形成共识。但信赖保护究竟是作为具体法律规则的立法还是作法律原则的立法 ,甚至能否作为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目的之一 ?信赖保护仅仅是实体性保护 ,还是包括程序性保护 ?在构成要件上 ,是否需要与公共利益相权衡 ?在保护请求权上是否需要设定时效 ?等等 ,这些问题需要在立法上引起足够重视并得到妥善解决 ,以让信赖保护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     

我国优生法制的合宪性调整

近代优生学勃兴于20世纪初,随后迅速应用于法制之中,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归于沉寂。优生学自20世纪20年代传入我国,1950年之后日益付诸我国立法,形成了消极的优生法制。在我国,虽然优生法制已形成了从禁止近亲和患有不宜结婚疾病者结婚、绝育、出生前诊断到堕胎等一套过程化的优生措施,但这些措施不仅与婚姻自由、生育权、人性尊严等基本权利相抵触,而且加剧了胎儿生命权与女性自我决定权之间的紧张冲突,妨碍了正确的残疾观的形成。我国现阶段应当在完善社会保障体制、营造宽容和负责的社会氛围的基础上,在人权价值观的指导下对优生法制作全面检讨。     

企业对食品安全的组织化保障义务

企业依法对食品安全负有组织化保障的义务。食品安全管理员就是这种特定的组织之一。食品安全管理员的资格取得、与企业乃至国家之间的关系、安全管理的职责和地位,是组织化安全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制度设计时,国家应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同时,既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食品安全管理员的管理和建议得到尊重,另一方面也要维护企业的经营自由。     

行政裁量:羁束与自由的迷思

在大陆法系行政法学中,行政裁量与羁束行政相对,又被分为羁束裁量和自由裁量。羁束与裁量的区分有其存在的必要,羁束裁量和自由裁量的区分在一定历史时期里也有其合理之处,但其间的区分标准并不清晰。随着司法审查的发展和人权保障理念的深化,这种区分日益相对化,故而我们需要走出这种历史类型的迷思,另寻其他更合理的认知路径。     

行政裁量权收缩之要件分析——以危险防止型行政为中心

现代社会中,政府负有防止危险发生的职责,但在特定的案件中,究竟何时履行、如何履行这一职责,政府享有一定的裁量权限。行政裁量收缩论是分析行政不作为乃至作为违法的重要理论,它既承认行政裁量的价值,又在一定情况下将行政裁量压缩至零。如果个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等重大法益遭受迫切而具体的危险,而行政主体能够预见到危险,又拥有职权和义务能采取措施回避危险的出现,这时行政裁量必须收缩,否则即构成违法。     

安全性行政判断的司法审查——基于日本伊方核电行政诉讼的考察

安全性行政判断是行政机关利用科学技术知识就风险设施是否安全所作出的判断,是面向未来的预测,具有专门技术性裁量的性质。核反应堆设置许可时的安全性判断是其典型。在日本伊方核电行政诉讼中,法院虽未就核电站安全与否代为实体判断,但对行政机关作出安全性判断的过程进行了合理性审查,看其是否设定了合理的审查基准、是否合理地适用了该审查基准。法院课予行政机关证明其判断具有合理性的义务,解决了案件证明的难题。不过,法院在撤销诉讼中用判决时的科学技术水准来审查安全性行政判断是否合理,虽然有助于缓解因诉讼长期化给风险设施带来的风险,但理论上存在难解之题。     

行政主体论的中国变迁

行政主体是行政法学上的基础概念之一，我国从大陆法系行政法学引入了这一概念，却在不同时期在内涵和功能上有很大的不同。国家法人说自清末传入我国，逐渐成为民国时期的通说。国家是法人，行政主体是国家法人在行政上的表现，行政机关是国家的机关，没有人格。但进入新中国之后，作为整体的国家法人或行政主体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行政机关。即便行政主体在1980年代末再次被引入，也只是行政机关能成为行政主体，国家、省、市、乡等再也没有成为行政主体。理论上对这种机关的行政主体化多有批评，但那种将行政主体与分权、组织法建设关联起来的做法，亦属不必。我们应在法学国家观的指导下恢复行政主体的本来面目，确立国家与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但可以在行政主体内部承认机关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