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的构建:从伦理中轴到制度中轴——论扬弃和超越儒家和谐治理观

儒家和谐治理观对历史中国和现代东亚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可以为当今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但由于其存在着以伦理为中轴、制度性资源太少的根本性缺陷,不能作为解决当今社会政治问题的现成方案。欲实现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必须扬弃和超越儒家和谐治理观,走出重“政治人”建设轻政治制度建设的历史误区,开辟一条靠制度执政、靠制度治国的新路。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核心是民主与法治,其中又以党和政府的制度改革为重点。     

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重温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

邓小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关系的论断,为科学的发展观奠定了基础;正确处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实现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是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古与今、中与外的一系列教训和挑战昭示我们,改革不能"重用不重体"、"变器不变道";真正的稳定和发展,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制度的创新.     

廉政建设的一个历史性误区--过于依赖道德自律

过于依赖道德,囿于自律,是人治的突出特征.几千年人治政治的影响是中国当今廉政建设的障碍之一;而儒家人性理论是片面依赖道德自律的哲学基础,儒家夸大修养教化功能是依赖软约束的历史文化根源.当今中国反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深化改革,变道德依赖为制度依赖,变自律为主为他律为主,变人治为民主法治.     

执政能力建设必须警惕的历史误区：儒家道德自律型政治

道德自律型政治抹煞了伦理与政治的界限和各自适用的领域,使得伦理与政治问题的解决都未得其法;企图以道德自律来治国平天下,忽视政治体制和制度的变革,使制度文明严重滞后;迷信道德至上、教化万能,把“内圣”的养成与外化作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外王”的根本的、唯一的途径,结果事倍而无功;德治、礼治、王道、仁政所造就的贤人政治,使中国长久走不出人治的泥潭,始终跳不出盛衰兴亡历史周期律的支配,难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陷入“人性善”的认识误区,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政治成为腐败政治。因此,把传统的道德自律型政治转变为现代的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他律型政治,是当今执政党能力建设和国家政治建设的必由之路。     

操其要于上 分其详于下——古人论领导者抓大事

现今的许多颁导者常常被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同题所困扰,即事务缠身,工作忙乱。他们起早贪晚。“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不可谓不辛苦,但仍然效率不高,成绩不大。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在这方面的论述和经验对各级领导者定会有所启迪。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马克思义在中国从开始传播到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一直到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通过两个结合来实现的:作为科学理论,它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作为西方文化成果,它又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这两种结合相统一,在实践上的硕果,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在理论     

从伦理中轴到制度中轴——论扬弃和超越儒家和谐治理观

儒家和谐治理观对历史中国和现代东亚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可为当今中国的发展和追步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但由于其存在着以伦理为中轴、制度性资源太少的根本性缺陷．不能作为解决当今社会政治问题的现成方案、欲实现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必须扬弃和超越儒家和谐治理观．走出重“政治人”建设、轻政治制度建设的历史误区．开辟一条靠制度执政、靠制度治国的新路、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核心是民主与法治，其中又以执政党和政府的制度改革为重点。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方向和途径

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的改革和完善必须而且必然朝着民主的、法治的、文明的、科学的方向发展,其具体途径也已明朗.     

儒家和谐治理观与国家治理的制度化--从制度文明视角扬弃传统和谐治理观

儒家和谐治理观对历史中国和现代东亚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可以为当今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但由于其存在着理论与制度不同构、制度资源太少的根本性缺陷,不能作为解决当今社会政治问题的现成方案。欲实现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必须重构现代治理观,走出重“政治人”建设轻政治制度建设的历史误区,开辟一条靠制度执政、靠制度治国的新路。制度建设和创新的核心是民主与法治,其中又以党和政府的制度改革为重点。对战略策略作出理性化的选择,则是制度变革成败的关键。     

古代义利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古代义利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田广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义利问题作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有的人继续用道义至上的观念评判是非，对人们日益增长的功利心态和行为深恶痛绝；也有的人把功利作为追逐的唯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