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城市治理做好自贸港夯基垒台“小”文章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城市治理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牵着百姓民生。文章虽“小”,但社会影响大,群众感受直接,奥论关注度高。准确把握城市治理规律和特点、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需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更需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治理的新锦图。     

四川：城镇应急广播建设的路径探索与建议

<正>应急广播是政府及相关部门向公众提供应急信息的重要手段,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四川省各地积极推进应急广播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但相比于农村,城镇应急广播建设还未实现社区的大面积覆盖。本文在调研四川省城镇应急广播建设现状的基础上,对城镇应急广播建设的路径与建设方法提出几点建议。     

“严复悖论”的纾解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

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严复悖论”是一个具有奠基意义的关键命题。这一命题意指中国在引入现代性因素改造本国社会继而走向现代化时所面临的“单项引进”与“全盘引进”的互悖矛盾,其实质乃是中西社会有机体由于各自内在结构不同而萌蘖的异质社会有机体之间的互斥现象,根本缘由来自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塑造性”功能。纾解“严复悖论”,需要将从专制政体变革的民主政体作为支撑现代化的杠杆、将传统文化的价值符号作为引领现代化的中介、将社会内源性质素的渐进发育作为激发现代化的动力,从“新”“旧”整合中探寻现代化的出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重新慎思“严复悖论”具有重要的价值,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路,应当保证外来的现代化思想与传统文化相结合,重在实现“社会存在”的现代化。     

山水之中有文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孕育和发展,向来同高山大河有着不可割舍的关联,历经岁月沉淀,造就了以人为核心、观照自然的文化特点,既追求人的理想品格,也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伦日常中,人们向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的崇高境界,追求“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理想状态。“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从“较大的市”到“设区的市”：地方立法主体的扩容与宪法发展

设区县意义上的“较大的市”和地方立法权意义上的“较大的市”在外延上一直存在错位图景,其原因在于在其“分为区、县”的权力普遍化的同时,具有地方立法主体资格的“较大的市”仍受到稀缺性控制。“设区的市”的错位图景及其成因同样如此。新《立法法》突破后一方面的稀缺性控制,普遍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不仅弥合了地方立法权意义上的“较大的市”同“设区的市”之间外延上的错位,而且消解了“设区的市”之间地方立法权的不平等配置。然而,通过人大立法发展宪法路径而呈现出来的这项弥合方案,在国务院批准“设区”的权力对地方立法权的前置控制,以及对“设区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的合宪性补强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制度缝隙,需要立法机制同释宪机制协同应对。     

美国对空海一体战的研究综述

空海一体战概念2010年2月由美国《四年防务报告》首次提出,用于联合空军和海军力量,“整合各作战部门能力”和“引导未来所需能力的发展”,以便在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中遏制和打败敌人。空海一体战是在美国经济衰退,国防预算吃紧,而国际新兴力量,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崛起对美国利益构成巨大挑战的背景下提出的。具体来说,     

民事抗诉案件指令下级法院再审质疑

民事抗诉案件指令下级法院再审质疑钱洁萍，丁旬，张罗宝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其法定的监督方式是抗诉。但由于法律规定抗诉的审级比较原则，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上级法院往往将同级检察院的抗诉案件指令下级法院，即原审...     

信仰、宽容与核心价值观

日前,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共上海青浦区委党校、上海市哲学学会、上海市伦理学会共同主办的"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术研讨会"在风景如画的古镇青浦举行。与会专家就构建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背景、精神资源、教化操作、方法论意义等做了广泛的讨论,现择选5位专家的观点编发,以期学界对这一话题有更深入的思考。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探析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行政赔偿诉讼外,不适用调解。然而,在行政诉讼实践中,由法官主持当事人就行政纠纷进行协商的情况普遍存在,大量的案件被法官、原告、被告三方‘协调处理",这种做法实质上就是"调解"。最近最高院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为行政诉讼调解提供了法律依据,使行政诉讼调解实现了质的突破。     

对我国社会生产根本目的的思考

社会生产一般目的是满足人及其需要。我国社会生产与生产根本目的之间存在一定程度偏离。原因是:理论局限、指导失误、分配不合理、调控乏力、依赖外需、公民社会不成熟、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等。因此,创新理论、端正思想、调节分配、加强调控、经济转型、培育公民社会、完善劳动力市场,是纠正上述偏差的基本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