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小警务”的检验与实现——以“融合理论”为解释工具

永城市公安局提出的"六小警务",即"小案件、小纠纷、小隐患、小事情、小困难、小矛盾"。这"六小"其实不小,"其实质是民生问题。‘六小警务’的实质就是民生警务,其核心是以民为本,其基本要求就是群众利益无小事,其根本方法是抓小积大,以小促大。努力提升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和幸福感"。由此可见,"六小警务"的提出,可谓是说小不小,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达到牵一发可动全身之功效。通过对融合理论的分析,以期实现该理论对警务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     

压力下的警察

“压力理论”可以对警察职业性质及其亚文化现象进行解释。警察职业环境中存在着比常人更多的负向刺激物。职业压力所产生的负向效应,也必然引起负向情绪。负向情绪所产生的紧张和焦虑,需要寻找适当的渠道予以渲泄。如果外部环境不能提供有效的适当的渲泄渠道,这种负向情绪就有可能以一种偏离职业规范、偏离主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警察“亚文化”探析

警察亚文化是警察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主流文化不可替代的文化功能.否认警察亚文化也就否认了警察职业生活的特质.因而,这一问题应提到不再被回避和忽视的重要地位上来展开讨论.     

走向科学的历程(上)——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20年回顾

从1979年到1999年,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1.初创阶段。这个阶段总的特点是在中央的倡导下,全国动员,成立学术团体,研究工作全面展开,但研究水平相当薄弱。2.起步阶段。青少年犯罪学科建设开始步入正轨,并带动了犯罪学研究的步伐,研究部门在配合“严打”的过程中,开始反思传统的犯罪观念。3.调整阶段。由于“严打”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人们对以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和反思,出现了解放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4.深化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研究工作全面深化,且出现了青少年犯罪研究与犯罪学研究的分流及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理论研究的分流。     

社会“极端事件”的根源与化解——以回答网民提问为形式

＂极端事件＂是指暴力和侵犯性到了极端程度的事件,是各种冲突事件中涉及暴力攻击或侵犯法律最为典型的事件,是超越了社会的底线价值的反常态的暴力事件。暴力的使用是极端事件的最主要的特征。＂极端事件＂的主角可能是个体、群体、政府。＂极端事件＂的发生原因有＂十个不＂：即不让步,不让利,不放权,不透明,不守则,不及时,不换位,不认错,不对话,不变通。改变这＂十个不＂,＂极端事件＂就可能化解。＂极端事件＂也有其正向功能,对社会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媒体作为一种传播工具,对于民情、民意、民怨会产生直接影响,要发挥其积极的作用,避免鼓励一些负向情绪,引发＂极端事件＂。     

十七期寄语——“零容忍”在中国

近来有一个词常袭入眼帘,叫作“零容忍”。这是一个外来词语,但是却可以植入到我国所有公共领域,在公共秩序、公德行为、见义勇为、助人为乐、企业经营、治理“三公”、反腐廉政、制度建设、法制建设等任意一个方面,你均可以轻易嵌入这个词,之后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这样的判断：中国人不懂得“零容忍”。     

中国犯罪学家推介——赵可先生

正赵可,1940年生,甘肃金昌人,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导师。赵先生是公安部老干部局离退休干部,曾任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现为"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他还是香港大学犯罪学中心顾问、世界被害人学学会会员。赵先生主要从事犯罪学、警学与被害人学的研究。     

论犯罪学研究中的“价值无涉原则”

在犯罪学研究中研究主体倚重于“情感逻辑”及“价值涉入”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失当,成为当前我国犯罪学研究信步徘徊的一大症结所在。     

漫谈犯罪学研究的方法论与基础理论

犯罪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构建基础理论是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解决问题首先要提出问题。作者以“问题清单”的方式，将犯罪学基础理论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梳理列举，以利构建理论框架和研究模式。作者提出方法论比方法更重要，并就思辨与实证、犯罪的阶段性、犯罪和私有制等犯罪观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四期寄语

茶楼开张至今已有四季，自然应当接受读者的评点。在评点中所选择的第一个参照系自然是与之遥相呼应的“法学家茶座”。本刊姚主编在近期浙江的一个国际犯罪学会议上虽然听到同仁们对“茶楼”称赞有加，但是还是坦言与“茶座”的水准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