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基层院的检务督察工作的实践

在检务督察制度推行历经将近五年后的今天，检务督察理论呈现出了多样化和个体化的特点，面对如此众多又各有千秋的先进典型，我们要吸收各种合理的意见，借鉴各种先进的成果，不断完善和发展检务督察制度。笔者在学习、参考这些先进单位经验的同时，结合本院开展的检务督察工作提出了相关见解。     

强制公民行为与工作家庭平衡之间的关系: 主动性人格的调节作用

迄今为止,大部分关于公民行为的研究关注于组织公民行为及其对组织绩效的贡献.与传统的组织公民行为相反,组织中也存在非自愿的角色外行为,即受到工作场所中的外在压力而被迫做出的强制公民行为.尽管学者针对它展开了不少理论性探讨,相关实证研究却相对缺乏,而关于它和工作家庭平衡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无.本研究以北京两家高科技企业知识型员工为调查对象,回收有效问卷198份.通过采用Bootstrapping统计方法,结合路径分析的思路来对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强制性公民行为负向预测工作家庭平衡;工作压力在强制公民行为和工作家庭平衡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主动性人格调节了中介及直接作用.该发现不仅有利于更全面、合理地看待员工的强制公民行为,而且对管理者的管理实践措施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组织可以通过有效抑制强制公民行为的负面作用,提高组织的效能.     

发展抑或治理：乡村振兴背景下能人治村的行动逻辑——基于浙江宁波象山县T镇的田野调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能人治村的制度空间和实践内涵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乡村振兴的政策语境和现实诉求中,能人治村是在地方政府发展理念的导向下,用发展秩序代替乡村社会中的生活秩序,追求村庄发展的治理模式。受地方政府发展村庄诉求与村庄社会秩序维持双重治理任务的影响,能人群体根据自身的价值追求所开展的治村行为呈现出差异化形态,形成造点式创新、达标式创新、选点式创建和回馈式维持等4种村治类型。地方政府强烈的村庄发展诉求会引导能人回流并主导村庄治理。基层治理的规范化、相对成熟稳定的治理制度能够制约能人群体的谋利行为,有助于确保能人群体的公共性和维持村庄治理秩序。但由于能人群体与村庄的脱嵌性,其在治理中通常会采用摆平的策略。能人治村建构起镇村两级互动的乡村发展联盟,构成乡村发展型治理的新模式,并重塑乡村关系,由此反映出以行政力量主导乡村现代化带来的发展错位。     

城市安置社区的吸附性治理及其治理成效——基于苏州市GT社区的田野经验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扩张,安置社区大量涌现,安置社区治理已成为时代课题。调研发现,城市安置社区治理呈现吸附性特征。地方政府以吸纳社区精英的方式建立起结构性的递进式层级治理体系,包括社区居委会以行政化和职业化为导向的正式吸纳、社区非正式组织的半正式吸纳、以激活社区居民参与为手段的非正式吸纳。在此机制下,安置社区治理呈现出治理重心下沉和政府兜底的治理取向,建立起了多元共治的快速回应机制和情法分流的二元融合机制,实现了安置社区的有效治理。     

大学生创业管理的理论与对策

近十年以来,随着深化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和社会用人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围绕着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我国逐步建立了市场引导、政府调控、学校推荐等保障体系,在高校毕业生的充分就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目前依然存在教育机构培养目标不明确、大学生创业能力弱等问题.本文聚焦大学生创业的热点问题,从职业管理的领域提出新的分析框架,探讨解决大学生创业问题的症结与对策,以期深化大学生就业与创业管理的改革.     

企业做招聘，不妨学“试婚”——详解“实际工作预览”

如果企业的新员工离职率高居不下，你有没有考虑其背后的原因，或许这正缘于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而“试婚”式的实际工作预览，将能帮你摆脱新员工离职的烦恼。     

“永乐宫壁画大观”赴台展出获成功

2001年2月1日至28日，应台湾“沈春池文教基金会”的邀请，经国家文物局、文化部、国台办立项批准，“山西永乐宫壁画大观”在台湾台北国父纪念馆中山画廊隆重展出。展览共分永乐宫三清殿和纯阳殿壁画精华摹本31幅，介绍永乐宫建筑艺术及搬迁历史的图片资料和沙盘、实物；介绍吕洞宾生平事迹与道教养生文化的图片资料及吕祖元代汉白玉石雕座像、“寿”字碑、养性百字碑、养命百字碑(复制品)等三部分。为配合展览还策划组织了“永乐宫壁画艺术”、“山西文物保护”等专题讲座和“八大名家绘八仙”、学生现场绘画比赛等10多项周边活动。展览及…     

推进依法治校,保障民办高校教师权益

学校要想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取得教师与学生的信赖,实行依法治校,切实依法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是必然的选择,同时也是规范办学的需要,更是学校长期发展的基石.但在民办高校的实际运行中,教师权益保障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从法律、政府、民办高校的决策者和民办高校教师组织自身等多维度来保障民办高校教师的权益.     

制度悬浮与行为失调：农民集中居住区的治理堕距

因治理资源的消解、治理事务的叠加，农民集中居住区出现了治理堕距问题。一方面，受农民集中居住的社会转型影响，社区行动主体的行为失调，表现为农民观念转变滞后、行动利益多元化，由此导致社区群体分化，影响社区整合。另一方面，农民集中居住后的治理制度运行难以回应社区诉求，出现治理中的回应错位、资源内耗与条线张力的治理制度悬浮困境。治理堕距的呈现，带来农民集中居住区地域空间的去社会化、时空形态模糊和村社集体角色缺失，重新定义了社会形态，反映出社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农民互动关系的失衡与断裂。实现农民集中居住区的有效治理，需探索如何优化农民集中居住区的治理机制，重塑基层社会整合，重建社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