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社会管理创新的观念与路径

在大规模社会建设时代到来之际,公安社会管理创新作为今后公安工作的基础性和长期性工作,才刚刚起步,其理论和实践对我们而言都是全新的,特别是在中国国情下。我们特别需要清理已有的基本观念上的迷误,并在此基础上,对公安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整体架构作出一种基于国家、市场与社会互动结构关系背景下的勾画。     

走向人类社会深处的警察文化

警察文化是警察队伍建设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必须突破单一的阶级性,使警察文化的社会性彰显出来。通过国家观探寻警察文化阶级性与警察文化人类社会性之间的张力关系,并从历史观来确立审理警察文化的形上视角,明确走向人类社会深处是警察文化建设的方向选择,而警察主体精神世界的建构则是警察文化建设的突破口。这既是历史观决定的结果,也是文化本性的内在要求,还是社会治安治理的社会本性使然。     

社会分层与治安善治

社会分层反映一个社会的权力、资源配置和结构关系、利益表达协调和实现机制、社会活力释放机制,是一个社会组织结构状况合理性与否的整体性反映。它在深层蕴含着一个社会的内在张力的蓄积情况,决定着社会治安的实际状况和演变的规律。社会治安善治,是政府和公民合作管理社会治安的过程,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间的一种新颖关系。社会分层必然关切于治安善治的内容及其结构模式。在当代中国背景下,治安善治理应采取行政吸纳社会的模式进行,它既可以保证稳定,又能持续改善。治安善治的制度结构应该是支持性治安基础制度和控制性治安制度的有机统一。     

“个体”的自由与“共同体”的自由——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本质差异

海德格尔和马克思对人的哲学的核心问题--自由问题--的思考提供了一种迥异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运思道路和视域;人存在论地存在,由此,他们共同开辟了告别传统西方哲学的道路和视城.但是,在通向现代哲学的路途中,特别是在通往自由的路途上,海德格尔和马克思具有更多的差异.马克思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的视域中,讨论共同体的自由,而海德格尔则先验地讨论个体的自由.这种差异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品质的哲学,双方对人类发展的意义不可混淆.     

社会矛盾的文化化解之路——以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为线索的尝试性探索

文化是社会矛盾重要的生产机制和化解机制.建立社会矛盾的文化视角具有十分迫切的理论意义.文化与社会矛盾的关切根源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关切,根源于社会结构系统和社会生活展开的张力.文化是社会系统的整合机制,也是社会生活的构成力量.在现代社会,文化嵌入在国家、市场和社会均衡互动的结构中,主导文化构成人们创造生活的共享价值观、基础性的公共秩序和理性化的技术支持体系,供给社会生活的共享空间,多元文化供给创造生活的工具包,它们在共生共荣中既推进生活也推进文化自身的发展.文化视角下的社会矛盾化解依赖于文化机制编制的理性织体.它可以使社会矛盾的演进在理性规制的轨道上有序展开.     

政治变迁与公安职能现代化和理性化的方向

本文对公安职能现代化和理性化的本质作出了基本的规定，依据这一规定，本文指出，公安职能现代化和理性化的前提是政治变迁，政治变迁的实质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宪政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由此决定了公安职能现代化和理性的方向是实现社会控制、管理和服务的内在统一。     

文化建设要实现一元主导与多元共荣的均衡

主导文化建设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确保文化秩序的时代课题。基于文化本性建设主导文化是文化建设的立足点,促进人类进步是其终极关怀,为此,必须克服文化权力化和文化功利化两大偏见,直面主导文化主导与多元文化发展间的张力关系,通过文化构成机制,既发挥主导文化的主导作用,又营造主导文化与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文化情境。主导文化建设惟此才能步入正途。     

警察维权困境与出路——基于合法性视角的观察

警察权益受损可以通过合法性视角而得到观察。它是合法性形式规范结构体系不完整和实质指向发生偏差的综合反映,是制度化不力的结果。合法性困境的一面是警察权益受损,另一面则是公民权益受损。社会变迁加剧了这种局面,但也展示了变革的趋向。改变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制度化建设,其基本路径是：在价值取向上,公民权具有优先性,警察权威的树立应与公民权的保护相一致;在实践上,秩序具有优先性,公民权只有在秩序之下才能逐步完善,因而,警察权威的树立应先行。在此种格局下,警察权益受损是社会变迁的代价,其救济主要通过警察组织内部途径而予以实现。司法救济只能通过补偿警察作为公民权益受损而实现。作为公权的警察权益只有在公民权得到根本改善的前提下才能在司法渠道上得以实现,而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