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常的人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4-1975

1975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不正常的人》为我们勾勒出了“不正常的”人的谱系。“不正常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进入日常生活，他到底从何而来，他在历史上的祖先是谁？我们依据什么判断人的不正常呢？正常和不正常的标准来自何处？福柯在演讲中提出了这些问题，     

实质和平的条件比较:当代东亚与战后西欧

在关于国家间战争(或非战争)原因的一般研究中,有两项最重要的论断,即领土争端的重要性以及政权类型的重要意义。前者在文章中的术语表述为"领土和平"假设;后者在一般文献中经常归纳为"民主和平"论题。作者致力于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彼此有过战争历史的国家之间建立"实质和平",是否以上述两项议题的解决为前提条件。相关结论将用于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欧经验,其后将联系当今东亚形势展开分析。同样,文章还指出其中存在的、具有关键意义的不同之处。其中,东亚区域在向更持久的积极状态迈进时,必须考虑领土主权议题具有的特殊含义,后者构成"实质和平"的关键要素。此时,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注也将加入相关国家的考量与平衡过程之中。     

《人间正道》

本书由京港沪三地的著名学者联袂创作，以史诗般文风展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能力，以世界视野和大历史维度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性，探讨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之道，正面回答国内外思想理论界争论的重大问题。     

合 作 国 家 ——对国家与经济关系的考察

在现代规划国家下,高度发展的社会分工和不断加剧的利益多元,已使国家与社会呈现交互影响的复杂过程。据此,基于传统干预国家而发展出的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单边原则也应由双边或是合作原则所替代。合作原则首先可以理解为对国家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共同设定目标、共同致力于目标实现的协作过程的事实确认;其次也能够理解为一种形成性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会衍生出许多与规划国家相符的新的行为方式和法律制度。最后,在合作概念的背后还隐藏了国家与社会的规范模式,这种模式又为新的经济宪法提供了基本指导。在合作原则之下,传统国家演变为社会和经济权力的承担者共同服务于公共目标,公共任务得以合作完成的合作国家,而社会同样演变为社会成员逐渐摆脱了利己主义的竞争原则,对公共福祉负有协作义务,对共同体承担责任的合作化的多元主义社会。合作化的多元主义社会和合作国家并未改变社会与国家之间不混同和不同一原则,而是对国家与社会之间互相渗透、交错影响这一综合过程的全新描述。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同样对宪法学理提出重大挑战,宪法学理必须接受现实发展,并在国家目标条款中对之予以体系化建构。     

新游戏需要新体系

全球化正在形成超出现代模式的政治新条件和新问题。现代政治的思维框架是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这两个政治层次并不能有效解释和解决全球规模的政治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与全球尺度相配的全球政治分析框架。现代政治思维建立在敌对和争霸博弈的概念上,而全球化使得知识、信息和技术得到普遍化,因此,互相对称的策略模仿将导致各方都无利可图甚至自取其祸。另外,全球化导致各方在经济和生存上的高度互相依赖,一种以全球资本、通用技术和通用媒介结合组成的新权力正在形成对世界的网络式支配,这种新权力不再通过暴力优势而是通过服务优势而获得支配性权力,权力的新公式是:服务造就权力。于是,全球政治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敌对争霸,而是如何达到最优共在。以非排他的共在原则为基础的新天下体系最有可能解决全球规模的政治和经济难题而达到世界和平。     

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

越轨是被社会创造出来的。这并不如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认为越轨发生的原因是出于一些特定的社会情境或社会因素，而是说社会群体通过制定规范使那些不符合此规范的行为成为“越轨”，并通过对规范的实施和执行将“违规者”标签为局外人。以这种观点来看，     

维特根斯坦论伦理学与哲学（修订版）

本书反映了维特根斯坦从重返剑桥直至去世期间（1929-1951）对伦理学、哲学性质以及美学、心理学和宗教信仰等人类基本问题的独特思考。书中收入的五篇文章，写作时间跨度大、涉及内容多，几乎涵盖了维特根斯坦所关心过的重要问题，从语言、逻辑和经验，到伦理学、美学和人类学，     

通过环境媒介保护的健康保护——空气和水污染防治

德国环境法的法律渊源主要包括德国联邦法律、各州法律、欧盟法和国际条约。德国环境法有预防、污染者付费、合作、可持续发展和一体化五个核心原则。在对空气和水污染的规制方法上,除了传统的许可和指令方法外,还经常使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估和战略环境评估、环境信息和经济方法。环境保护的国家目标被写进了德国《宪法》后,联邦宪法法院判例又赋予了公民针对个人实施环境污染行为启动宪法保护程序的权利。污染防治方面的核心法律是《联邦污染防治法》,其核心要素是在许可等方面的程序规定。德国将欧盟的《水资源框架指令》转化为《水资源法》在国内实施,该法的核心原则是任何水域利用行为都必须申请行政机关的许可或者同意。     

中国安全挑战和大战略的演变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安全观和大战略的发展演化进程中,既有历史连续性的一面,也有发展变化的一面。其中变化性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中国的实力大幅度提高,其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这种双重变化影响了中国历任领导人为保障政权安全对大战略所做出的巨大战略抉择。在长达数十年的冷战时期,中国相对弱小,面对强大对手的严峻军事威胁居于绝对弱势,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以应对明确外部安全威胁为中心的大战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中国日益强大,但面临的国内国际问题日益复杂化,中国领导人在大战略抉择中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具有重大意义。21世纪中国面临国内外新的安全挑战,这是冷战时期国际秩序终结的结果,这也是中国1979年以来现代化事业取得成功的结果。     

“反革命罪”的缘起与变迁

1926年7月，蒋介石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军自广东、湖南人湖北，一路势如破竹。然而，北伐军打到武汉时，武昌城屡攻不下，伤亡惨重，最后采取围困的方式，直到守城北洋军绝粮无援，才最终克复，前后持续40天之久，是北伐战争中北洋军抵抗最顽强、北伐军伤亡最惨重的一次战役。陈嘉谟和刘玉春是吴佩孚手下负责守卫武昌的两位北洋军将领。北伐军攻占武昌后。两人被活捉。战争年代，处置俘虏本属常事。然而，对陈嘉谟和刘玉春的处置，不仅当时南北各方意见不一，全国舆论予以高度关注，更为传奇的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反革命罪”．竟是以审判这两位北洋军将领为契机而出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