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细化与理念更新:《戒毒条例》解读

2011年6月26日公布施行的《戒毒条例》对促进戒毒工作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它包括建立戒毒保障机制、建立戒毒工作体系、细化戒毒法律责任和明确戒毒法规效力四个方面,其主要内容在于规定了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和社区康复四种戒毒措施的执行问题,为每一项戒毒措施都规定了相应的具体制度,从而解决了《禁毒法》的具体理解和实际执行问题。这些规定在价值理念上体现了对戒毒人员的权利保障、注重戒毒政策的科学要求和加强戒毒工作的社会联动。     

从非犯罪化的条件考察刑罚权的存在根据

刑法将一个行为规定为犯罪是刑罚权的积极面,刑法将曾经属于犯罪的行为不再规定为犯罪是刑罚权的消极面。由于非犯罪化的主体是国家,它是国家价值评判的结果,也是国家对犯罪的反应形式,因而其实质在于刑罚权的退出,而非犯罪化的条件则是刑罚权退出的事实根据。当行为已经不具有法益侵害性、行为已经为社会公众广泛认同、对行为已经有更好的规制方式时,国家可以实行非犯罪化。但是,非犯罪化不能无视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不能导致鼓励犯罪和制造新的犯罪,在尚不具备非犯罪化的条件时,刑罚权理应积极地存在。     

奔波的雕塑

通江县域，依山而建，临水而居，山高地险，雾露奇多，盛产银耳，因而被世人称作“银耳之乡”。徐向前，李先念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曾在此艰苦奋斗，英勇善战，已赫然载入革命史册。今天，立于红军广场，瞻仰浮雕，抚今追昔，不由得想到为民奔波，反腐倡廉的通江县纪检监察干部。     

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研究

司法实践中,之所以会出现职务犯罪刑事错案,其根源在于侦查阶段的非法取证。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规范侦查取证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现行法律中关于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非法取证的构建规制不多,实践效果并不能尽如人意,制度规范的瑕疵给司法工作者带来了不少困扰。唯有从法律规范,取证观念、取证能力等方面不断完善预防非法取证工作机制,方能走出困境。     

三十年来我国毒品犯罪立法之演进

1979年《刑法》颁布实施以来的三十年里,我国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惩治和预防毒品犯罪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根据毒品犯罪的发展态势,1979年《刑法》实施后,毒品犯罪的种类越来越多,惩治毒品犯罪的法网日趋严密。毒品一直是三十年间毒品犯罪立法所确立的主要犯罪对象之一,毒品的内涵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到完善的过程。在犯罪主体上,经历了从单纯地自然人到自然人与单位均能构成毒品犯罪的演变过程。同时,对毒品犯罪规定了较其他犯罪更为严厉的刑罚。体现了从严惩处和打击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     

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问题探讨

毒品犯罪刑事政策是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总的刑事政策在毒品犯罪领域的具体体现,它着眼于毒品犯罪的基本态势,以惩治和预防毒品犯罪为目标,通过立法、司法、执法等活动和措施反映国家对毒品犯罪的基本态度。毒品犯罪刑事政策有五大价值基础,即秩序、法治、效益、人道、科学,它们对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设定、执行、调整均具有指导意义。     

我国毒品犯罪的基本态势与防治对策(下)

我国现阶段毒品犯罪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毒品犯罪在向全国大部分地区蔓延的同时,呈现出犯罪数量居高不下且逐年增长的态势,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快速增长。在毒品犯罪的实施者中,农民和无业人员居多,女性和青少年毒品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同时,毒品犯罪的手段和方式隐蔽性较强。就我国毒品犯罪的发展趋势而言,其高发态势短期内不会改变,而且还会呈现出其它新的发展特点。为此,必须切实贯彻《禁毒法》确定的禁毒方针,从阻击境外毒品流入、萎缩国内毒品消费市场等方面入手,有效防治我国毒品犯罪的进一步发展和蔓延。     

贪污罪的构成特征及司法认定

贪污罪既侵犯了国家的廉政制度,同时又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其中,国家的廉政制度是其主要客体。在客观方面,贪污罪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其主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实践中,要注意区分贪污罪罪与非罪、贪污罪与其他犯罪的界限。从理论上来讲,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贪污行为时,一律以有身份者的犯罪性质即贪污罪定罪处罚在理论上更具有合理性,在实践中根据有可操作性。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新动向——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作了相应修订,正式在立法层面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明确规定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不成立累犯,扩大了未成年人的缓刑适用,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这些修订进一步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加注重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切实体现了刑罚社会化的要求,注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使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进一步走向完善,反映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最新动向。     

通过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预防

近年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不仅在数量上有增多的趋势,而且在规模上也比以前更大。以甘肃省为例,2010年1-7月,该省共发生群体性事件597起,涉案人员28627人,分别比上年同一时期上升了54%和18.5%,其中50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超过50起。①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必须加强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