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阶层还是底层社会:来自城镇贫困人口和贴富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转型逐渐改变了原有城市社会的分层结构.此后,理论界关于中国新的社会分层结构的问题长期存在争论: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到底是纺锤形还是金字塔形?对我国改革开放后对社会分层的相关理论进行杭理发现,在21世纪初期我国城市社会并没有出现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反而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底层社会.对城镇贫困人口规模变化和贫困发生率分析结果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贫困人口显著增加,这些新增的贫困人口构成了城市社会的最底层.进一步对城镇各阶层的财富分配状况和消费分层状况的分析结果显示,低收入阶层财富和消费的增长明显滞后于其他收入阶层,财富分配的两极化也证实了城市底层社会的形成.     

评《十月革命前俄国纺织工人的劳动刺激因素》

《十月革命前俄国纺织工人的劳动刺激因素》(1)(以下简称《劳动刺激因素》),是俄罗斯学者Л.И.博罗德金(2)等合著的一部探讨十月革命前俄国纺织企业劳动激励机制的经济史著作。该书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出版后引起史学界的普遍关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再次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如何借鉴历史以防止社会动荡,是国家政权面临的重要挑战。善于实现社会妥协和协调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国家,能够避免革命和走回头路。     

呼市新城区检察院：防线向前移

近年来，呼市新城区检察院按照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和上级检察机关的工作部署，认真研究和探索新形势下预防职务犯罪的新途径。从今年开始，在新城区委的统一领导下，形成了党委挂帅，党政齐抓，各部门共同参与的上下联动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格局，成立了预防职务犯罪机构，制定了《新城区人民检察院关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实施意见》，把预防职务犯罪放到了检察工作的重要环节。在具体操作上我们改变了已往的作法，实现了四个转变，即由原来单一由检察机关抓预防，向社会化大预防转变，由原来零打碎敲的预防向系统性、整体性预防转变，由亡羊补牢式的案后预防向关口前移式的预防转变，由以前的软任务向现在硬指标转变。     

改基开放30年:民主法治建设在创新中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经历了从追求社会平等到强调政治参与的渐进过程;中国的法治建设,走过了一条从人治到法制,从法制到政策之治,再到法治之治的转型之路.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在创新中发展,在创新中前进.     

盛世风云——探秘大唐帝国（连载十八）

唐景福元年（892年）九月三日．大唐帝国最后一位皇帝哀帝李祝出生在长安的大内宫．他是昭宗的第九个儿子，初名李祚。此时朝政已被军阀和宦官们控制。李祚12岁时就被大军阀朱全忠推到了火山口上，成为他们的傀儡．在百般屈辱中度过了三年有名无实的帝王生涯，并最终以自己的鲜血为唐王朝划上了句号。     

我国基因专利保护的立法对策

我们认为在我国迅速全面地对基因进行专利法律保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一方面 ,生物技术领域因现实竞争压力要求我们尽快给予基因专利保护。发达国家早已完成了生物技术领域的“抢滩”任务 ,凭借专利构筑起的保护阵地 ,他们获取了巨额的垄断利益 ;同时 ,随着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 ,技术产品甚至肩负起维护和提升一国在国际间的竞争力的使命。面临日趋激烈的全球技术产品竞争 ,专利保护是使其不辱使命获得超前领先优势的利器。对此态势我们如果依旧熟视无睹 ,将很难应付届时发生的纠纷 ,很难跟上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步伐 ,更谈不上保护…     

病理性半醒状态2例

1案例 案例1男性，26岁，已婚，民工，初中文化。某日晚20：00许，患者因找不到衣袋中的200元钱（其妻为他准备的外出打工路费）而疑妻拿回，二人遂发生争吵．结果钱在另一个衣袋中找到，患者自知理亏，当晚即在门外廊下睡觉，约2h后因被蚊虫叮咬“醒”复进房睡在地上。凌晨1：00许，又被蚊虫咬“醒”，操起菜刀（厨房、卧室为同一室）向睡在床上妻子的头面部、颈部砍杀10余下，并用随手抓到的酒瓶、铁锅砸打其妻，边打边叫：“我打死你，我跳水（去死）。”     

论传统人情关系与现代公共规则的冲突和价值转换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耕家族社会,人情是调节社会关系和维持秩序的主要因素.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网络成员间有着亲疏不等的情谊,彼此相互关照,而对网络之外者则实行差别对待,担任公职者因此利用公共资源为"亲友熟人"谋取利益,从而造成政治腐败.在一定环境中,人情也有某种正面作用,但它与现代法理权威的基本精神是不相容的.充分竞争和高度流动的市场经济能够有效地瓦解人情网络,同时也应当完善相应的制度.     

大宋春秋（连载之九）

宋真宗对宰相寇准是比较尊重和厚待的．史书中说“帝待（寇）准极厚，王钦若深嫉之。一日，会朝，（寇）准先退，帝目送（寇）准，（王）钦若因进曰：‘陛下敬畏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王）饮若曰：‘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寇）准有社稷功，何也？’     

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应然追求

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一直是个争议问题.在刑事法治观念日益深厚而刑事政策地位日隆的今天,讨论二者的关系意义尤其重大.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核心,是在区别二者前提下的互动、制约、促进关系.刑法对刑事政策的制约主要涉及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是法治的要求,是权利保障的要求;刑事政策对刑法的指导主要体现在法律的制定、实施和法律变革上,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防卫的要求.而倡行法治、保障人权是刑事政策和刑法都应该奉行的基本原则,是已为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司法实践所证实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