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约束美国警察

不法警察的“第二职业” 在美国,从事第二职业的警察为数不少,他们多在业余时间或夜晚充当保镖、看守、门卫等。不过,在纽约市当警察的多德则赋予第二职业以新的概念:贩卖毒品。他从一个先是白吃白拿的新手,发展到把抓获的毒贩的钱财据为己有,最终演变成抢劫、销售毒品的警界败类。更有甚者,他在自己供职的布鲁克林区搜罗了近20名“志同道合”的警察,定期对毒品贩子“予以重刨”。最后,一名毒贩无可奈何,只好每周付给多德和另一名警察8000美元保护费。多德用     

法制文萃

法制文萃主持人杨奉箫街区多种树居民少犯罪美国科学家不久前提出一个新鲜有趣的观点：城区内多种树木不仅可以绿化美化环境，而且可以温和人的性格，从而减少令人头痛的犯罪现象。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的科学家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在多种树木花草的城市，居民中争吵、斗殴及各...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建国以来党反贫困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一在新中国宣告成立时,毛泽东同志就明确了党反贫困的伟大奋斗目标。他提出,中央政府“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是新中国消除贫困的主要途径。在最初的三年时间里,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了大规模的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的任务。到1952年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这为中国社会消除贫困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毛泽东认为,中国要摆脱贫穷,首先就要搞工业化,明确提出“…     

警惕“推销死亡”

在德国德累斯顿街头,3名穿着超短裙的年轻女子,站在一辆卡迪拉克牌轿车旁,正免费内过路行人散发美国“好运牌”香烟及一份促销传单,传单上写着“好运牌香烟,真正的美国名牌”。德国青少年吸烟监测中心的伯恩哈德·赫伯格博士说:“德国青少年正不断从这类促销活动中免费得到香烟。”     

新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

2004年1月17日世界社会论坛网站http:／／www.forumsocialmundial.org.br刊登了印度作家阿伦达蒂·罗伊于2004年1月16日在印度孟买举行的第四届世界社会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罗伊认为世界已经处于美国的新式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这种新帝国主义是老帝国主义的改进版,它包括发动战争、媒体操纵、经济垄断、资源掠夺、经济封锁、培植代理人等内容。演讲主要内容如下。     

优化轻罪案件办理机制的建议

近年来,轻罪案件数量激增,对于轻罪的治理,应在坚守法益保护和比例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刑法在社会治理中的兜底作用。在司法层面,对于轻罪案件的认定,应做到准确把握刑事立案标准;在流程机制上,建立轻罪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在刑罚效果方面,可以设置差异化的前科消灭制度;在刑罚执行方面,建议设立外役监狱制度。     

中美贸易摩擦对韩国的影响与韩国的应对——兼论中韩经济合作的趋势

韩国对中美贸易摩擦保持高度关注,认为这不仅是贸易逆差的问题,更是大国间的权力之争,而高度依赖外部环境的韩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尽管有个别声音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可能给韩国带来新机遇,但从现实情况来看,韩国股市、出口贸易、国内生产总值等均受到负面冲击。除此之外,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全球价值链重塑和大国竞争加剧,给韩国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面对挑战,韩国可采取的措施并不多,主要致力于开拓新的市场、保持中立态度以及加强多边合作。从长远来看,中韩共同利益依然存在较大挖掘空间,两国应致力于尽快达成新的更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加强在新技术商业化应用方面的合作,以及进一步加强产业合作,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笔谈北大核心CSSCI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国内多个重要场合深刻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应对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挑战,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标志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确立为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意志和奋斗目标。为深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理论智慧和实践意义,本刊编辑部特邀请五位学者以笔谈方式,分别讨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理论创新以及对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和"大国命运共同体"的深入思考,以飨读者。     

体系结构、战略环境与韩国对华政策的国内进程

韩国作为一个高度外向型的国家,其对外政策受到外部环境的显著制约。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视角可以发现,中美竞争造成的不清晰的国际体系结构和朝核问题导致的紧张的战略环境,共同塑造了韩国对华政策的国内进程,使得韩国总统和其代表的执政党,以及他们所遵循的固有战略思维,成为决定对华政策的关键变量,民意和社会行为体于韩国对华决策的影响则是有限的。这意味着,加强中韩间的政党外交可能对维护双边关系稳定起到积极作用。而经济合作依然起到中韩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并且会随着国际体系结构的演进和朝鲜半岛战略环境的变化,和其他社会性因素一起更广泛地参与到韩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