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数据垄断的监管限度

《民法典》第997条规定的人格权停止侵害紧急救济之诉，对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临时救济机制形成的冲击，只是拉开了预防性侵权责任挑战现有拼盘式司法救济程序的序幕。无论是因陋就简地纳入行为保全制度还是重构先予执行程序，对于此类新型请求权的回应都已明显地捉襟见肘。通过分析人格权停止侵害紧急救济之诉可见，特定紧急救济请求权的制度功能是通过特定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及相应审查标准来体现的，而司法救济则须根据要件的证明状态、双方利益权衡和公共利益的综合考量，在程序上大致呈三个梯度——依单方申请的加急救济程序、依对席辩论的临时救济程序、依辩论主义的终局救济程序，相应的证明标准也依次分为三级阶梯——毋须证明、较低程度的证明、严格证明。     

刘邦与项羽:得人心者得天下

关于"人心"这个话题,先讲一则寓言故事。春秋时期,楚庄王有一次宴请群臣,大家喝酒喝到天黑,每个人都有些醉了。这时不知什么缘故,蜡烛突然熄灭,大殿上一片漆黑。黑暗之中,有人开始不守规矩,竟然去扯一位王妃的衣服,但没想到的是,反而被这位王妃把帽缨扯断了。     

新冠疫情背景下中日韩粮食安全合作的空间与战略

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中日韩三国,原本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粮食安全问题.新冠疫情冲击了国际粮食产业链,干扰了世界粮食生产与贸易的正常运行,使得中日韩三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再度凸显.尽管中日韩已初步构建起政府间粮食合作机制,但存在机制议程化现象和农产品保护主义盛行等诸多问题.新冠疫情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向本土化、区域化方向的转变,促使中日韩三国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彼此间高度相互依赖关系的同时,也提升了中日韩粮食安全合作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三国应共同努力,从供给、流通和市场三个层面扎实推进实质性的合作进程.     

有人力,有算力,治理才给力

曾经,湖南邵阳治安水平不高,社会风气名声不佳,当地人为之气沮。最近5年,这座城市终于撕掉了“老黄历”,基层治理焕发出新气象。邵阳凭什么?“辅警”“快警”,人力保证邵阳是湖南人口大市,70%为农村人口,可是多年来农村警力占人口比例只有万分之六点八,为湖南最低水平。     

致敬! 春节里的守防军人

正对于今年20岁的四川小伙税均来说,这个春节有些不一样。这是他20年来第一次背井离乡、远离亲人的春节,也是他第一次在祖国边防岗位上的春节。税均是中越边境友谊关边防检查站监护中队的一名新兵。2月19日是农历大年初四,一大早他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哥哥嫂嫂都回来了吗?过年的饭菜准备得怎么样了?寄回去的年货都收到了吗?"一连串的问题脱口而出,深怕遗漏了什么。     

处境、断裂与骚乱学——对施米特政治法学的反思

施米特的政治法学将对主权者的辨识置于关键地位,但创造处境、保护处境、解释根本问题和判决重要争端的主体不尽一致,给主权者的辨识带来了重要的理论困难。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追溯揭示出施米特学说中存在的重要断裂:四种主体的分化归根结底是处境创造者和保护者的矛盾,二者处于统一体中却可能发生冲突。施米特通过骚乱学来处理这一矛盾,将希望寄托于处境的守护者。在当代社会,政治精英集团的复合型人格可能充当这个守护者的角色,但其动态复合结构比施米特学说中预设的单一位格对政治法学提出了更深刻的理论挑战。     

接处警法制的反思与重构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接处警法制一直处于发展演进之中.从目前的警务实践来看,公安机关的接处警行为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仍然分散庞杂,各项规范之间亦存在交叉重叠,部分规范欠缺明确的执行程序,先期处置措施的行为属性尚需界定,一般性执法原则也有待深入的理论探究.从立法论的视角观察,接处警法制之显著缺陷,源于接处警行为的法理定位不清,理论体系性不足.对此,应当在法理上重新定位接处警行为的法律属性,推进先期处置措施的有限度形式化,建构接处警一般执法原则,同时加强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的保障机制,发展具有针对性的外部监督与审查机制,从而系统建构接处警法制,以充分保护当事人之合法权益.     

新时代的中韩关系:机遇和挑战

"萨德"问题的困境在于,韩国认为"萨德"可以保护韩国国家安全和维护美韩同盟的利益;中国认为"萨德"不是韩国国家安全的必需品,却削弱了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认为韩国在中美竞争中选择了支持美国,并打开了美国在其东亚盟国中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大门。这种分歧反映了中韩两国在"中美竞争"和"韩美同盟"两大结构性限制下的必然矛盾。当前,随着文在寅政府均衡外交的开展和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以及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特立独行",中韩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机遇。但两国也应当对伙伴关系进行更切合实际的审视,降低对彼此的期待,加强管控矛盾和分歧,在既有共同利益基础上寻求两国关系的渐进式发展。     

公司环境责任的内部构建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污染环境的事件在各地层出不穷．环境保护的问题日益突出。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在此大背景下，法制的层面也在呼唤“绿色”立法（有学者主张“绿色”民法典、“绿色”物权法）。刚刚完成的公司法修改无疑是对原公司法的颠覆式革命，但在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中我们却鲜见“绿色”的影子。如何赋予公司法“绿色”的生命，如何将“绿色”嫁接到公司法的肌体中，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