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语文学习的自主亲历

所谓语文学习的自主亲历,是指学习主体在语文学习中有充分的时间,并用自己的方法来体味和掌握文本学习内容,在认知活动中强化情意活动,在亲身感受和领悟中促进身心和谐发展的主题特征。实践表明,主体的亲历性是语文学习自主性、创造性的基础和保证。     

遇见

小长假,决定回老家一趟。那天中午,在宽阔的候车大厅,坐着的、站着的,都不紧不慢。见时间还早,我便找寻空座,正要准备落座,看到对面一个熟悉的身影,差点脱口而出他的称呼。但是,很快我就改变了主意,背过身去,装着什么也没看见。其实,那人并不一定认识我(最多知道我的名字),只是我熟悉他而已。他是我曾经供职的机关领导的上级,官至副厅级。一般情况,他在台上口若悬河地讲,我只有在台下安静地听的份儿;他有专车,时有警车开道;也有时,他下基层检查工作,我会作为随行人员一道前往。     

《对冲基金的神话及其破灭》一书出版

在当前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的情况下,对国际政治与经济进行交叉研究显得越来越重要。世界经济的重大变化必然会引起国际政治的改变。当然,国际政治的重大变化也会影响国际经济的发展。例如1997年7月爆发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就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也引起了众多国际政治和经济研究者的关注。 由我院梁云祥博士与经济学院陶涛博士合作编写、1999年7月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对冲基金的神话及其破灭》一书,就是选取了亚洲金融危机中曾引起世人关注的美     

青年网络自组织的产生与功能

文章从探讨青年网络自组织产生及发展的现象开始,着重考察了青年网络自组织积极的社会功能,同时也兼顾分析了其社会功能中的消极部分。青年网络自组织作为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事物,如何做好对青年在网络自组织内的行为引导,最终成为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之一,需要社会各界给予更多的探索和研究。     

论大学法人的法律性质

对大学法人治理结构的讨论必须以大学法人的法律性质界定为前提,而大学法人的法律性质是多样的。从历史上看,大学法人的法律性质经过了一系列变迁,并在不同国家根据当时当地的法律制度产生了变异,形成了一套内涵丰富多样而有着内在共通性的特性。大学法人的法律性质由社会角色、制度环境和组织技术、利益安排和学院政治等原因决定,我们不应只着眼于一种大学法人的既有制度,而应尝试多元化的大学法人定性与法人治理方式。     

农民工“转工”研究——企业农民工流动研究之二

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人员流动极为频繁,而人员的流动主要表现为"回流"和"转工".田野调查研究表明,转工现象的频繁和广泛、人员迅速流动对企业造成了巨大影响.农民工转工的原因是多样的,其中青年农民工更倾向于频繁转工.在转工过程中存在着不理性的因素,对农民工的职业发展也产生了影响.转工已经成为了新时期农民工追求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以及一种表达方式,并最终成为了农民工群体的一种行动策略,     

邓小平论全球化中的中国文化建设

邓小平理论是开放的,具有时代性、科学性、民族性特征领略邓小平文化顺应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基本走向、代表和引导一个伟大民族新思维的宽广眼界与恢宏气度先进文化是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看,正是人们的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的相互作用和协调发展,推动着社会不断进步.文化建设始终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快速、持续发展和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也是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能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因素.本文结合当今全球化形势,以中国文化发展特点为基础,走出中国特色文化建设之路.     

政府与公民良性互动新模式的探索

本文通过统计、归纳、整理相关网络发布数据和访谈有关学者的方法,对"上海发布"关于H7N9禽流感疫情及其防控情况的相关微博进行总结分析,探寻政务微博的出现对"官民"互动的影响,分析现有互动模式的利弊得失,为政府与公民真正良性持久互动提出思考和建议。     

中韩关系二十年:成就与问题

中韩建交20年来,双边关系取得了巨大成就,政治理解和经济合作在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尤其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但是,中韩经济相互依赖产生的外溢效应有限,两国在朝鲜问题、历史认识和海洋权益等方面还存在着明显分歧,贸易摩擦逐渐增多,民间负面情绪大量存在.究其根源,在结构层面是因为美韩同盟的存在限制了中韩合作的深化,中国崛起改变了地区力量格局,韩国的国家战略调整使其对中国认知出现变化;在国内层面是因为观众成本约束了中韩两国政府改善双边关系的努力;在互动层面则是因为中韩民间交流的有效性存在不足,相互认知存在错位.面对日益走向成熟而又复杂的中韩关系,两国有必要调整对彼此的认知,以更明晰的战略切实巩固和扩大中韩合作,同时采取措施提高两国人文交流水平,改善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     

冷战后东亚地区军备发展的动力分析

冷战结束后,东亚多国(地区)的军费开支及军备采购呈现持续上涨态势,尤其是海军、空军的军备增势强劲,成为当今世界"武装"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不过,东亚各国的军费开支占GDP的比重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依然普遍低于冷战结束前的总体水平,其军备发展并未陷入恶性扩张的境地。东亚地区军备发展的动力因素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彼此之间所谓的"竞争压力"。其中既有武器的更新换代、军事生产的制度化和国内安全威胁等内在需求的合理性,又有"行动—反应"因素的巨大作用。中日韩三国的军费开支和军备进口没有密切的关联性,中国军费的持续增长没有带来日韩两国相应的、成比例的军费增长,说明中国军费的"补偿性增长"并没有导致东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而东南亚国家的军费开支和军备进口规模远逊于中日韩三国,其军备发展动力的"行动—反应"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东盟内部的竞争。另外,"技术强制性"因素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带动了东亚国家购买先进军备的极大热情,也导致其军备发展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随着美国强势"重返亚太",东亚地区军备发展的竞争性会进一步增强,其后果应当引起东亚国家的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