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适利益矛盾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目前我国社会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利益格局重组之中,各种社会矛盾纷繁复杂,其中经济利益矛盾十分突出,它是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表现。妥善处理好各个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化解各种利益矛盾,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耀邦来到广州团市委

1955年5月的一个晚上,我受团市委的委托,去接来广州视察团工作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等候的还有陶铸。耀邦晚上11时才到达,他先与陶铸谈了一会,然后转过来与我握手, 并说明天早上我到团市委,到时再说。接着,他便同陶铸一起走了,由省委负责接待他。次日上午8时,耀邦来到团市委,他说:“你们照常办公, 不用管我;你们有会要开便告诉我,我选择参加;如果我有需要找你们开会,我也会事先告知你们。总之,你们照常工作,我也     

论我国社区矫正的组织制度

社区矫正的组织制度是社区矫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现行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存在着司法行政机关参与无法律依据、社区矫正人员无执法主体资格以及社区矫正机构多头管理等问题。因此,在法律层面上建立由社区矫正官为中心的社区矫正官制度非常必要。应该在司法行政机关———司法所内设置社区矫正官一职,专司社区矫正的管理和执行工作,并赋予其执法主体的资格。同时,公安机关应该退出社区矫正。     

论劳动者安全健康权益的保障

保证生命安全是人的最基本需求。“安全发展”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本质特征。目前我国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伤亡事故频发、职业危害严重,劳动者安全健康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只有实现安全发展,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得到切实保障,社会才能和谐稳定,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从保障劳动者安全健康切身利益这一现实问题入手。     

政府引导基金退出机制新探索——基于S基金视角

政府引导基金作为引导、聚集社会资本扶持创新企业的政策性基金,已经成为股权投资市场的重要力量,但其在十多年的增量培育下,面临着严重的退出危机。S基金在退出需求激增和政策刺激的双重背景下急速发展,其良好的发展势头之下同时存在市场体量小、专业投资机构少、交易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结合现有情况,文章从S基金交易主体建设、容错机制构建、生态体系完善三方面为完善政府引导基金退出新渠道提出对策建议。     

中央苏区干部教育的成就与启示

干部教育培训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保障,是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方式。我们党自成立之初就格外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把发展苏区干部教育与“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需要相结合,不断探索干部教育格局,形成了苏区时期独特的干部教育体系。中央苏区干部教育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干部,对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壮大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干部教育经验。这些经验对新时代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量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国家战略性影像与中国特色叙事话语建构

<正>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好中国形象是重大的时代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毋庸置疑,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当代中国故事的主要内容,也是国际社会理解、读懂中国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切入点。     

农事用火隐患大 基础保障待提升——高火险地区森林草原防灭火现状调查

<正>近期,全国冬季（2023年12月至2024年2月）森林草原火险形势预测结果公布。从预测结果中看,云南中北部、江西中南部、北京西部、陕西大部分森林火险等级较高,局部时段可能出现极高火险等级,云南省更是遭遇了60年来最严重的气象干旱。冬季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主要面临哪些风险？各地总结了哪些经验？突出问题有哪些？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对内蒙古东北部和上述4个重点地区防灭火工作进行了调查。     

后疫情时代共享用工的可持续发展及法律规制

共享用工是疫情冲击下企业的跨界自救之举,但因我国人力资源供求的不平衡、企业用工成本的增加、劳动人口数量减少及劳动态度转变、共享用工第三方平台的崛起等原因,其在后疫情时代依然存在常态化的可持续发展空间。共享用工实现了输出方企业劳动力闲置与输入方企业用工荒的对接,提高了人力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及使用效率,但也存在着界定及表现形式不确定、法律关系模糊化的问题,同时劳动者、劳动力输出方、输入方甚至第三方亦面临潜在法律风险。因此,要促进共享用工的规范化发展,必须从政策和法律层面双管齐下,完善其制度建设,并建立包括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共享用工平台在内的一体化规制体系。     

公共行政人员行为选择的伦理困境及其化解

实现负责任行政行为的关键在于制度伦理建设、公共精神的彰显以及行政人格的塑造。通过外在约束和自我规制,从而构建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行政行为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