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养老保障政策的演进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也是一部民生保障史。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养老保障历经萌芽、试点、探索到特色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等六个阶段。历史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是我国养老保障政策的显著特点,以人民为中心是党和国家决策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百年养老保障体系实现了保障内容从单一救助到多层次保障、责任主体从一元到多元、保障对象从少数到全覆盖、政策设计从碎片到整合的历史跨越。展望未来,在坚持党的领导下,我国养老保障需要养老保险和养老服务“两架马车”并驾齐驱,通过优化、规范,奋战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新阶段,实现提质、增效,开创养老服务新格局。     

公民治理与群众自治——中美两国基层治理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

公民治理理论虽源于西方国家,但以公民为中心的制度设计理念与我国基层的村（居）民自治都是基于人民主权理论,因此公民治理的精神应运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以人民主权为政治权力合法性唯一来源的现代国家所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治理,即党组织领导下的村（居）民自治,就是人民群众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权利,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自治活动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功能定位与发展前景

农村基层组织的既有功能包括行政执行、经济发展、利益整合与协调、公共事业的组织、政治认同和文化延续。这反映了我国社会转型期政治管理的困境，即结构化的组织矛盾、缺乏操作性的机制和缺乏制度竞争的单一自治模式。行政执行和经济发展应淡出基层组织功能范围，对现有制度的改进主要是通过制度细化化解两委矛盾、搭好班子。从长远看，政务与村务应分离，村民自治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应予鼓励，宏观制度应当构建宽松环境。     

公众信心聚散机理与重塑对策

公众信心的稳定状况与共同体的秩序特点密切相关,共同体秩序由政府制定法、社会约定法、道德与传统习俗等要素复合而成。规则、社会网络结构和传统习俗文化这三个核心要素在一个共同体公众信心的形成与消解中相互支撑、相互塑造。公众信心的消解是加速度的,重塑则是缓慢的,需要从个人、社会和政府三个层面入手。     

加强政府信息平台建设

一、加强政府信息平台建设的意义WTO 是一个以知识、技术和信息的流通决定商机的大市场,而在市场中,信息的获取量、有效性和及时性决定着贸易利益的得失。如果说 WTO 是一张巨大的信息网的话,那么,各成员方政府就是这张全球信息网中的一个主结点。企业除了利用     

论公共精神

现代国家中的个人以公民身份建构起不同层次的群己关系,公民资格中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支撑起公共生活的骨架,包括社会和政治两个层面的公共精神赋予公共生活以生命意义。当前,我国公共精神呈现出衰落和弘扬并存的阶段性特征,其发展受制于市场经济改革不彻底、政治体系的吸纳功能不足、社会向上与向下矛盾发展的变化趋势、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建构与撕裂等挑战。因此,公共精神的涵养需要我们变维稳思维为维权思维,从制度的配套和程序的可行两个方面使公民的权利内容和保护落到实处;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精细化;以过程监管来鼓励社会自组织;以增强公民的权利行使能力为目的,培育公共精神。     

政府因应微博“六字诀”

阿基米德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对于政府来说,微博就是现时推动问题解决、凝聚中华民族建设合力的那个支点微博其实很简单,简单的注册,简单的操作。微博其实也很不简单,粉丝和转发功能使微博     

夯实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基础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以自身的强有力组织为基础,把社会有效组织起来,充分激发各方力量,整合各类资源,形成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团结奋斗伟力,不仅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的成功经验,更是党带领全国人民强起来的社会基础。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历史主动,从狠抓党的自身建设开始,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治理变革,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新时期进一步夯实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基础指明了方向。     

我国社会团体发展的省际差异比较--北京、浙江、黑龙江

基于相同的制度框架,我们通常假设全国各地社会团体在具体活动、政治参与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但调查却显示京、浙、黑三地社团在政治参与等五个方面呈现出明显差异.这是转型期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公民参与权利行使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博弈过程的一个片段,经济发展、区域功能分配和政策倾斜、文化传统等是相对显性的影响因素.     

公民资格的发展对治理的影响

市场、国家和社会构成当代资源分配与风险分担的三大治理机制,与这三个领域相对应的公民资格诸权利,与公共精神通过责任和信任编织的社会资本网络一起,发挥着塑造治理模式的作用。公民资格作为国家与其个人成员之间的制度联结和价值纽带,将参与内化为其必要机制,引导公民围绕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所采取集体行动。公民资格的发展使不同领域行为网络之间在资源分配和风险抵御过程中的功能互补,并按照社会情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着公共治理的方向、手段和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