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情绪排解机制与转型期中国的政治稳定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维护政治稳定是非常现实的课题,政治系统要以有效的机制安排,通过优化其结构和功能,建立政治情绪排解机制,稀释政治情绪,提升对社会变化的回应力,积极维护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笔者从公民、政府、社会三个方面来阐述政治情绪排解机制路径的建构,拓展政治情绪排解的渠道,促使社会的运行张力释放经常化和制度化,真正实现变革发展中政治稳定。     

解放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解放思想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导.可以说,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这些机遇和挑战要求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解放思想,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创新性和开放性原则.     

析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中的”威权政治”

威权政治即“已经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或地区，在其现代化的起步阶段，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出现的，形式上保留了选举、代议制、政党等民主政治形式，但实际上限制公民政治自由、高度集权的一种过渡性政治形态。”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威权政治形态曾出现于德国、俄罗斯、日本、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东亚等国家和地区，而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中的威权政治则是最具典型意义。拉丁美洲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现代化起步最早，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至今已经将近二个世纪的时间。     

碳中和目标下的生态审视与政府绿色转型——兼评张劲松《生态治理现代化》

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积极推进绿色转型,宣告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带动各国减排目标提前实现,展现了中国坚定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的决心以及积极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危机的责任担当。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需要全面而系统的政府绿色转型推动国内的能源转型、发展方式转变,进而重塑中国核心竞争力。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重新审视与梳理政府的生态治理路径,谋求在气候治理上的国际话语权及国内可行化路径。张劲松的《生态治理现代化》(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一书,对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刻反思,概括了政府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行动策略,为碳中和目标下政府绿色转型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从“特朗普现象”探析美国现状及前景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领跑人特朗普引发的一种颠覆传统的政治现象,受到社会各界密切关注,产生出所谓"特朗普现象"。"特朗普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有:美国政治制度积弊已久、美国经济现状堪忧及美国社会矛盾凸显。"特朗普现象"对美国内外都有着深远影响:将会冲击美国传统发展模式、刺激反全球化浪潮以及改变全球治理中的美国力量。     

围绕“碳中和”的国际博弈与中国因应

气候变化问题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和国际安全的高度,并与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意识形态等互动,演变成复杂的全球气候政治。“碳中和”的提出及落实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共识和主动作为,但受利益集团的不同诉求和集团分化的影响,一些大国借“碳中和”行动的核心议题,做出碳责任转嫁、碳贸易设壁、碳公信施压等恶劣的“碳干涉”行径,其所引发的地缘政治效应诱发了新一轮全球博弈。为提高全球气候治理成效,构建全球气候治理体制,实现全球气候治理公平正义,必须探究“碳中和”陷入国际博弈漩涡的症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争取实现从个人理性的“碳博弈”到集体理性和生态理性的“碳中和”的转变。     

比较政治学的一种分析范式:东亚威权政治转型的路径选择

路径选择对民主政治转型的进程和结果有着重大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对路径依赖因素、客观环境与政治精英的主体性选择相结合的综合效应、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和互动关系等变量的考察构建起一种行之有效的分析范式,来剖析不同路径选择的特征和成因。依据这一范式,可将东亚威权体制转型的路径分为自下而上的权威崩溃型、上下结合的妥协型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改革型三种类型,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运作特征和轨迹,也产生了不同的政治结果。     

东亚威权政治体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

东亚威权政治体制下,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是典型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国家掌握了社会中绝大部分资源的支配和控制权,建立强政府行政体制,通过诸如社会团体非政治化、国家社团主义甚至包括暴力在内的可能的手段对社会进行强控制,使国家的权力和自主性不断扩张。     

新加坡维护政治稳定的经验分析

新加坡在后发国家中以发展和稳定兼得而成为典范。分析新加坡维护政治稳定的经验,有两条值得我们借鉴:即实施以压制政治参与和创设威权体制等为代表的刚性管制措施,实施以渐进民主化改革、重视民意为本的政治系统平衡等的柔性治国举措,从而最终实现了社会强制型稳定和自然型稳定的相得益彰。     

全球化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对世界各国政府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引发了人们对全球化条件下政府职能定位的思考。而中国特殊的国情更是对政府的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政府职能在管理模式、机构设置、法律法规体系的健全、公务员队伍等方面都还远不能适应全球化的要求 ,需要适时地、有针对性地加以转变、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