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村庄自主生产价值能力

决定村庄治理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村庄自主生产价值能力的强弱。而较强的村庄价值生产能力,有助于达到村庄善治,并有助于将广大的农村建设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基础。对此,国家可以通过财政及行政支持,来提高村庄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     

立足增加农民福利的新农村建设

当前国内学界与政策部门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表了很多观点,但多偏重从技术、策略层面讨论新农村建设,忽视了中国有9亿农民,及农村构成中国现代化战略基础这一事实。作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农村战略基础,就是要在当前既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建造一个农民可以进城,又可以返乡,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良性机制,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为中国现代化赢得更大的回旋余地。     

村民自治的村庄基础与政策后果——关于村民自治制度安排区域不平衡性的讨论[1]

村民自治制度是当前农村治理的基本制度。相对来说,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关注集中于自上而下的推行,忽视了因为村庄本身的不平衡所产生的村民自治实践状况的不平衡性。本文讨论了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民自治的决定性影响,讨论了村庄规模、村庄社会关联、村庄精英等构成村民自治基础的因素,讨论了村民自治实践差异的现实原因。认为在当前的村民自治研究乃至所有关于农村制度的研究中,不能局限于制度文本和总体状况的描述,而应考察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在不平衡乡土社会实践的过程与后果,同情地理解制度实践的现实,从而提高制度研究和农村研究的学术水平。     

农民公共品需求偏好的表达与供给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向农村提供了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但是这笔资金却只有很少部分用到了农村最稀缺、农民最需要的地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仍然严重不足。为什么?除了国家财政     

农村土地制度进一步改革应坚持的原则北大核心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改革要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划定底线。坚持土地公有制,不仅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而且在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和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区域作为方法与作为方法的区域

如何从现象世界中形成理性判断,从生活经验进入理论认识,从具体经验中提炼抽象理论,是通过经验认识中国的关键。无论是培养具备经验认识能力的人,还是形成对中国经验的总体判断,都必须经过区域比较这一从具体经验上升到总体判断的方法。相对于个案经验,区域比较可以防止社会科学大循环在经验研究的开始阶段“一触即跳”,充分展现经验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为后续理论解释提供过硬的经验条件。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在深耕经验的基础上,从实践的土壤中生长出自己的学术议题,然后再分门别类深入研究,以真正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区域方法是对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敞开的,当前需要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走出封闭而精致的小循环研究,加入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循环中来。     

浪漫主义想象误导土地制度改革

当前中国出现的关于土地制度的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情绪,是十分误导且有害的。中国土地制度具有很好的优势,完善而非改变当前的中国土地制度,才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能人治村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方向——以苏州望亭镇调研为讨论起点

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沿海地区农村,因为工业化起点与方式的差异造成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三种不同实践形态,分别集中在以苏南和上海为代表的农村地区、浙江农村地区、珠三角地区。苏南和上海农村地区工业化以集体性质乡镇企业为起点,浙江农村工业化以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为起点,珠三角核心区工业化以招商引资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为起点。不同的工业化道路造成了不同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的基层治理实践。当前珠三角地区存在的最大困境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土地食利集团,这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是非常有害的。到目前为止,苏南和浙江土地食利者仍然很少。苏南地区的能人治村代表了当前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方向。珠三角地区基层治理走向何方,值得警惕。     

中国要有“低成本的城市扩张”

《经济参考报》在2012年9月连续四天整版报道土地制度,矛头所向,是要改变中国现行土地制度,尤其是征地制度。但其中一些分析有待商榷。     

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

本文通过对行政村的形成过程的考察 ,认为行政村已大大不同于作为熟人社会的自然村的情况。行政村是规划的社会变迁的产物。在行政村中 ,村民之间相互认识而不熟悉 ,共享一些公众人物 ,但缺乏共同生活的空间。若将自然村看作熟人社会 ,行政村便可以称为“半熟人社会”。这对于理解目前发生在我国推行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凸现的若干情形 ,如自然生出的规矩转换为商议达成的规章、舆论压力变为制度压力、长老政治变为能人政治等等 ,具有重要价值。在选举村干部时 ,因为行政村所具有的“半熟人社会”的特征 ,而使村民委员会选举大大不同于熟人社会的选举。由熟人社会的选举到半熟人社会的选举 ,再到大众社会的选举 ,具有质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