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双重上市公司A股和H股价格差异成因分析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我国资本市场分割状况下出现一个独有现象:外资股折价于内资股。但是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改革进程的推进及不断完善,外资股与内资股的价格差异不断减小,甚至部分A、H孪生股的价格差异出现了与以前相反的变化。从宏观角度以及投资主体行为的微观角度分析中国双重上市公司A股和H股股票价格差异的原因。此分析仅仅限于模型内各参数差异成因的分析。     

从保密到安全:数据销毁义务的理论逻辑与制度建构

我国现行立法规定了自然人有请求信息处理者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但这并不等于承认数据生命周期的最后环节是“删除”,因为“删除权”是“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基础丧失”的必然结果,而“数据销毁”才是“数据归于消灭”的处理流程末端。数据销毁义务的理论基础在于信息保密方式的扩张,即从维持信息保密状态转向维持数据安全风险的可控性。在数据安全风险评估过程中,倘若义务主体无法保障暂时不使用的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处于安全状态,则应当采取适当的数据销毁范式降低数据泄露或非法复原的安全风险。在未来立法活动中,我国应当明确数据销毁义务的义务主体、销毁方式和销毁范围等具体制度内容,完成数据安全立法的“最后闭环”。     

联合国大会暂停使用死刑决议主要内容及其启示北大核心

自2007年以来,联合国大会反复审议了死刑问题并通过了多项暂停使用死刑决议。这些决议提出的生命权刑事司法保护建议对我国死刑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用工荒,一个时代的终结

用工荒的出现只是一个节点,它昭示着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结束、由廉价劳动力支撑的中国式经济奇迹的结束,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和一个崭新的以人为本时代的到来。     

中国,从东盟走向世界

<正>策划人语2010年的第一天,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这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最大的自贸区。作为其中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一方,中国在其中的影响力不言而喻。     

走出信仰的迷思

如果中国的现实问题不解决,即使所有的人都信了教,也无法解救人们的精神危机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必由之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从TPP到IPEF：美国亚太经济战略的制度创新

拜登政府虽然宣布回归多边主义,但并未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是创建“印太经济框架”（IPEF）这一新型区域经济架构。IPEF“四大支柱”明确了美国所要关注的重点方向和关键领域,不同支柱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勾勒出美国在亚太地区践行经济战略的具体行动路径。与TPP相比,IPEF在战略方式、组织架构、合作形式等方面均与之存在实质性差异。两者都可以被视为美国在亚太“竞赢中国”的地缘经济武器,但IPEF的推出是美国根据现实变化做出的战略制度创新,既是其适应自身政治和经济条件的需要,又是为配合大国竞争与争取盟伴国家支持的需要。IPEF的推出标志着美国亚太区域经济战略的再转型,其目标是有的放矢地削弱中国经济优势。     

网络安全保险的法理基础与实践路径

网络安全保险是承保网络勒索、数据泄露等特定风险类型的商业险种,其研发是为了及时填补传统财险无法涵盖的各类网络安全损失。与国外网络安全保险市场趋于成熟相比,国内相关保险产品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这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承保技术层面“缺乏风险精算模型”“风险历史数据不足”等因素,还包括网络安全保险的制度化不足,未能在风险治理层面与现行网络安全立法体系予以衔接。从保险治理理论和新保险组织制度说的视角来看,网络安全保险不单纯是营利性商业险种,同样也是网络安全风险治理的补充工具,能够填补侵权人不明、损害范围不确定等特定场景下的部分经济损失。以我国《保险法》第51条规定的“维护保险标的安全义务”为依托,投保人与保险人以合同约定的形式确保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充分履行,进而实现《网络安全法》与《保险法》的规则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