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中的民间力量

杨青在2009年10月23日的《深圳商报》著文《关注学术研究中的民间身影》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孟宪实曾讲过，一个学术研究的成果要普及到普通大众，从一开始写进大学课程，慢慢成熟后再写进中学课程，按常规途径，通常需要大约十年的时间，从中不难发现学术研究与普通百姓之间的鸿沟有多深。     

廉政公署怎样反贪

在2005年9月12日的《新民晚报》上撰文介绍，香港目前是世界公认的最廉洁的地区之一。香港廉政公署廉政专员黄鸿超说，31年前，廉署还没有成立的时候，香港贪污腐败很普遍，消防员去救火要收红包；市民上医院看病也要给红包。今天的香港，已经看不到直接的贪污受贿现象，比较成功地控制了政府部门的贪污问题。廉政公署之所以能够屡屡扳倒高官，使腐败分子闻风丧胆，主要靠的就是其不容置疑的权威。廉政公署的英文直译过来是“独立反贪污委员会”，其中“独立”二字显得相当重要，其权威正是来自其独立。     

师德是教育之魂

王华超在2004年9月8日的《光明日报》上撰文《师德是教育之魂》指出，《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指出，要“大力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特别要加强师德建设”。高质量的教育，谘须有高素质的教师。强化教师的师德建设，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奠基工程。     

中央布局平安建设

据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文摘报》2006年5月18日刊登的资料，随着改革触及到深层次的利益格局．社会矛盾越来越集中出现，我国社会的安全运行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平安建设中的一项重要措施——积极预防和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之一。     

“学术民主”还是“学术自由”

宋惠昌在2005年7月4日的《学习时报》上撰文《学术民主还是学术自由》指出，在世界各国的学术发展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公认的原则，这就是越来越受到尊重的“学术自由”原则。在我国历史上、学术自由原则曾经遭到歪曲和践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一原则逐渐得到恢复。但是现在在一部分人那里。对在学术研究中为什么要保障学术自由仍然没有正确的理解，有的文章中还提出要坚持所谓的“学术民主”原则。     

期待更多的“具体法治”

傅达标在2010年1月1日的《检察日报》上著文《2010：期待更多“具体法治”》说，回顾2009年的法治进程，不乏新中国成立60周年法治回顾这样的宏大叙事，也不乏回应民意、关注民生、开门立法结下的制度硕果：而更为贴近生活，更加可感观触摸的乃是一种“具体法治”、“微观法治”。     

中德文化的差异

易小明在2005年3月的《书屋》中撰文介绍，在德国，收入多，交税多；收入少，交税少；富不傲穷，穷不妒富。大家相互尊重，相安生活，自然而然。由于德国的富有者不显山露水，招摇过市，所以说，他们像在衣锦夜行。而中国人的追求是衣锦还乡。如果有钱了，就非得让别人知道不可。否则，就像是白富了。富人不仅要衣冠楚楚，更要前呼后拥。在街上，一看那大腹便便、高昂着头，招摇过市者，十有八九就是个当官的或者是有钱人．     

“读书得问”值得重提

裴伟在2006年5月25日的《中国教育报》上撰文说，“读书得问”是旧时老师教诲弟子的惯用语。‘‘读书得问”是清以来特别是乾嘉学者读书治学的传统。清代学者苏微保认为，死搬教条与离经叛道同罪，读书最重要的任务是从书中读自己的空间。     

中国人特有的重负

曾献在2008年3月6日《检察日报》上著文《建设法治政治有四条“底线”》介绍：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周光权提出，建设法治政府必须坚守四条“底线”。     

愉快是阅读的基本标准

周兆军在2008年3月19日的《中国改革报》上著文《争论凸显民主》说，今年的两会有一个亮点，是代表和委员们引发的一系列“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