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法学的想象力与前景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在《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上撰文《中国刑法学的想象力与前景》指出，要整体地、大幅度地推动中国刑法学研究，我们只是心无旁骛地学习别人，只要求刑法学者有基本的学术功底，显然是不够的。学者如果缺乏自省能力，缺乏想象力，如果不构筑中国的研究范式，刑法学研究的前景堪忧。刑法学的发展和学者的主体性反恩能力和学术想象力直接相关。     

学校教育和中学生犯罪的关系

李尚银在《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上撰文《对监狱工作法制化的一般性理解》。与同类文章相比，该文不是泛泛地从几个方面谈怎样实现监狱工作的法制化，而是以中国法律传统、法律文化为视角，深刻分析了司法机关和监狱警察在现代法律意识方面的欠缺，指出了实现监狱工作法治化的进程和道路。该文认为，制度建设不是一种容易的事，不是颁布一些法律文本就可以了结的。培养科学的法律意识是现代法律制度建设的根本保证。现在，我国基本上不缺乏法律，也不非常缺乏有法律知识的人。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在一天之内就通过了《检察官法》、《法官法》、《警察法》等7部法律，创造了中国立法史上的新记录。90年代中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几乎平均每13天制定一部法律；国务院大约每6天制定一个行政法规，地方立法也是快速推进的态势。而我们缺乏的，恰恰是最重要的法治的观念和思维。     

过去的教授

谢泳在2007年8月1目的《中国青年报》上著文《过去的教授》说，过去时代教授与今天教授不同的是：1．自由流动的教授。过去的教授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所谓自由流动，是指大学校长有聘任教授的自主性，而教授也有自己选择大学的自由。自由流动其实就是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的具体化。由于过去的教授社会地位较高，经济上相对也有保障，这使自由流动成为教授生活的一种常态。     

我国的领导干部任期制

据《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文摘报》2006年2月26日刊登的资料，在邓小平力主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之后，我国在领导干部任期制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中央领导70岁左右退休，省部级官员65岁离岗，副部及地厅级官员60岁退休，超过50岁一般不再提拔为县级领导等一系列制度或惯例。     

法律与幸福

葛洪义在2007年12月18日的《光明日报》上著文《法律与幸福》说，法律与幸福之间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幸福感是可以通过法律提升的；法律制度的建设需要把幸福的实现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和价值。对所有社会历史问题的分析，都必须从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和生产活动开始。幸福首先和物质财富的积累相关。国内外的经验都表明，正是因为法律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才导致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都是法治国家；中国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就确立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可见，经济领域的成就离不开法律的保障。在利益分化、社会分层的社会，法律能够起到定份止争的作用，防止各种强势群体与民争利。     

21世纪国际政治八大趋势

辛望旦在《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上撰文《社会需要与科学发展的关系》指出．要了解什么是科学发展的直接动力．从而解决科学“怎样发展”这一问题．必须到科学系统内部去寻找答案。1、科学“摆脱愚昧、追求真理”的神圣使命．直接推动着科学的发展。许多科学家进行创造时。     

要敬畏伦理

郭淑新、王建华在2007年9月18日的《光明日报》上著文《敬畏伦理与社会和谐》说，大约在西汉初年，人们开始广泛使用“伦理”一词，以概括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2004年，郭淑新、王建华提出了“敬畏伦理”的概念，指的是人类在面对具有必然性、神圣性对象时形成的警示、规约自身言行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敬”体现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促使人们“自强不息”，有所作为；“畏”显示的是一种警示的界限和自省的智慧，告诫人类应“厚德载物”，有所不为。     

领袖个性与法制进程

郝铁川在《法学家茶座》第12辑上著文《法治二题》说，拿破仑对于《法国民法典》的制定，华盛顿对于美国民主共和政体的确立，列宁对于苏俄宪法和一些部门法的制定，邓小平对于“文革”后民主法制的加强，都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这里当然有时势造英雄的因素，但同这些人的个性不无关系。关于毛泽东的个性特点，他本人在青少年时期就曾夫子自道：“性不受束缚”、“好独辟蹊径”、“不盲从他人是非”。这种个性必然带来如下偏好：一是不喜欢循规蹈矩；二是性格倔强，不肯认输，从不屈服。这种个性曾成为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走中国独特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一个内在因素，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他的上述个性在其晚年也成为他发动“文革”，     

中国人缺乏“话语力”吗

张心阳在2008年10月27目的《北京日报》上著文《中国人缺乏“话语力”吗》说，中国在世界热议话题上往往处于“话语弱势”的境地，在成为全球媒体批评的对象时，常常不能据理力争。中国为何如此缺乏“话语力”呢？     

当代中国的十大观念变革

董德刚在2007年10月8日的《北京日报》上著文《当代中国的十大观念变革》说，长期以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的主要思想理论障碍，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公有制和私有制、阶级和阶层特别是对待马克恩主义的许多简单、片面、似是而非的观念。这些观念，有的已经改变；有的正在悄然改变；有的正在引起人们注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我们在这些观念上实现根本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