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中“但书”的司法适用分析

“但书”司法适用的现状暴露出令人担忧的问题，归结起来，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但书”司法适用少，作为支撑无罪司法判决的法律依据引用的更少；“但书”司法适用不统一、不协调。对此，论证和阐明“但书”司法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当务之急。从必要性角度分析，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出罪机制的建立；是刑事诉讼法适用的内在需要和实体前提。从可行性角度分析，是刑法总则统率、指导分则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是法律规范基本构造发挥效用、保持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具有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保障和认可依据。据此，可从程序和实体两个维度构建“但书”的司法适用路径，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的司法适用分析

"但书"司法适用的现状暴露出令人担忧的问题,归结起来,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但书"司法适用少,作为支撑无罪司法判决的法律依据引用得更少;二是"但书"司法适用不统一、不协调。目前,论证和阐明"但书"司法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是当务之急。从必要性角度分析,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出罪机制的建立,它是刑事诉讼法适用的内在需要和实体前提。从可行性角度分析,它是刑法总则统率、指导分则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是法律规范基本构造发挥效用、保持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具有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保障和认可依据。据此,可从程序和实体两个维度构建"但书"的司法适用路径,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实效。     

夫妻扶养义务在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中的性质界定

本文案例启示: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金钱给付义务,还包括精神层面的相互照料生活和一方在另一方处于重大或紧迫的人身危险时的救助义务。夫妻扶养义务作为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的性质定位,应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     

完善“两法衔接”应当重视和正确处理三对关系——以规制非法集资行为为考察对象

完善“两法衔接”,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应当重视和正确处理三对关系,分别是：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关系;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关系.在处理第三个关系中,还必须注意三个问题：正确理解和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灵活把握“刑事先理”原则;坚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针对非法集资行为的规制,必须同时结合上述原则和司法实践,具体研究其实际操作和运用.     

日本《刑事诉讼法》2016年修改动态

日本《刑事诉讼法》于2016年5月进行了最新修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9项内容：一是摆脱过分依赖讯问制度的传统做法，着力改进和加强证据收集方法和程序的正当化、多样化。具体包括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的导入，合意制度与刑事免责制度的引进，通讯监听的合理化、效率化改革，保释的自由裁量判断考虑情状的明确化，刑事辩护人援助制度的充实化等5项内容。二是着力摆脱过度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人证的书面供述笔录，推进公开审理的充实化。具体涉及证据开示制度的扩充，犯罪被害人、证人等保护措施，提高证人拒不出庭作证、隐匿、毁灭证据等犯罪的法定刑，自认案件的迅速、简易审理措施等4项内容。     

破坏交通工具罪中“交通工具”的认定标准

私人使用的小轿车是否属于破坏交通工具罪中的“交通工具’’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由于小轿车属于国家标准中“汽车”的范畴，将小轿车认定为刑法中的“汽车”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符合常情，且私人小轿车自身具有公共性，因此私人使用的小轿车应属于破坏交通工具罪中“交通工具”的范畴。破坏交通工具罪中“交通工具”的认定应具备公共性背景特征、对象性特征，而不要求必须具备现代化特征。     

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不构成累犯之司法适用分析——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不构成累犯，但在理解和适用中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即行为人犯后罪的时间节点不明确。比较各争议观点之优劣，未成年人累犯排除规定中的“不满18周岁”，应理解为只要实施前罪时不满18周岁即不构成累犯为妥。     

明知、特别认知与刑法归责

刑法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立场之争,在不法论上表现为行为人的主观不法与行为的客观不法之对立,由此刑法归责的对象也一直在行为人与行为(包括结果和行为)之间徘徊辗转。罗克辛教授和雅科布斯教授虽然在归责理论体系存在差异,但在不法论上都坚持把重心放在客观构成要件方面,但是特别认知问题的存在,使得客观归责理论如芒刺在背。审视罗克辛教授在特别认知问题上的相关阐述,其可能存在如下几个问题:客观归责不"客观";故意判断客观化的实质是意欲要素客观化、不要论;法益保护立场指导的风险概念及其判断空洞化、实质化;客观归责理论自身缺陷导致解读结论差异化,体系自洽性和逻辑性仍然存在缺陷和不足。而针对特别认知问题,雅科布斯教授的角色理论、团结义务以及保证人地位等阐述不仅存在与罗克辛教授客观归责理论本质上相同的不足之处,也在评价规范依据、不作为义务的性质与范围界定、具体的适用规则等方面存有可质疑或商榷之处。置于我国刑法理论语境下,从明知这一角度考察,基于明知内容、程度等内涵的分析,并从刑法处罚范围、归责的责任分配和归责效果等方面综合考虑,对特别认知者不进行刑法归责为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