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益角度看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基于各国共同利益提出来的。发展不可持续的主要原因是利益主体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利益互享。     

彭真: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

<正>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巨变中,彭真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不懈奋斗,始终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一直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谱写了壮丽人生篇章。“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全面抗战爆发后,彭真全力协助刘少奇建立、巩固与调整北方各地党组织,调配干部,并参与部署在华北敌后创建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等工作。1938年后,彭真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后为晋察冀分局)书记等职,他同聂荣臻等一起领导开辟和建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社会管理创新动因分析

以数字和网络技术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与政府社会管理实践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成果直接作用于社会管理实践;另一方面,社会管理活动不断实现对技术因素的协调与控制。电子政务对于促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改进社会管理效果、加强政府对社会舆论的协调与引导、促进不同区域平衡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社会管理理念远未形成、公众缺乏社会参与意识、政府社会管理能力亟待提高、社会管理体制尚待完善等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内部动因;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我国社会管理的发展现状、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弱化等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外部因素。     

加强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对于维护我省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具有重要意义。建议一、统筹城乡专项救助制度．提升综合保障效果。要健全、完善、规范社会救助体系，发挥整体效益，就要继续加大法制化、社会化、信息化的力度。     

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建构:现状、理念与路径

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从制度文本梳理来看,当前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制度规范在内容设计、程序设定和实践操作方面均存在局限,反映出关于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目标导向侧重于对决策失误的事后惩戒。实际上,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目的除了惩戒之外更在于其预防作用,而这正是一般预防理念的体现。因此,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的建构,应该以理念转变为逻辑起点,从决策过程的角度全面地认识决策不同环节的责任内容,并以价值、程序和绩效为导向探讨相应的责任追究路径。     

知识产权案件刑民程序关系的理论反思与规则构建

程序集约化是在推进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三合一"过程中提出的新命题,刑民程序关系处理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知识产权刑事侵权论可为刑民程序关系的科学处理提供合适的理论根据,有利于实现从侵权责任构成到刑事责任构成递进判断的审理任务。在知识产权刑民审理程序的规则构建上,"先民后刑"仅是应然意义上的司法认知模式,实然的法律程序衔接则宜类型化地确定在先程序的既判力规则和并行程序的实质合并规则。     

脱贫攻坚路上的人大行动

<正>"今年是我县脱贫摘帽年。县人大常委会要围绕这一重点任务,发挥职能优势,助力脱贫攻坚。建议把听取县政府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专项报告和组织推动全县各级人大代表投身脱贫攻坚推进列入年度工作要点……" 2019年3月14日,在淅川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主任会议上,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培理的提议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赞成。这是该县人大关注脱     

近悦远来风物新 最是文明润人心——党的十九大以来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撷英

2020年11月,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重庆170个先进集体和个人受到表彰,取得历史最好成绩。党的十九大以来,重庆市委、市政府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立德铸魂、凝心聚力的基础工程,与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谋划、一体推进,为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2021年3月1日,《重庆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条例》规定,每年3月为重庆的"文明行为促进月"。在重庆首个文明行为促进月里,CQDK全媒体特组约此文,以期广大读者能够感受到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并在这种浓厚氛围中积极践行文明条例,争做文明市民。     

消极改变政策决策: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的结果效应分析

中国的邻避抗争实践挑战了经典的社会运动理论。原因在于大部分见诸报端的邻避抗争事件成功地改变了政府决策,但最终却出现了政府邻避决策的回退现象。本文主要研究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分析邻避抗争为什么会改变地方政府的既有政策安排,地方政府采用了何种回应邻避事件的方式来进行政策决策的消极改变。据此,主要从事两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是解析邻避事件的抗争过程、结构及其机理;二是阐释邻避事件如何成功改变政府决策行为。前者运用的是框塑理论(framing),后者采用政府回应的四维框架。最后,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已经严重阻碍了作为国家治理中观平台和区域背景的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步伐。在地方治理过程中,亟需消解当代中国城市邻避抗争的结果效应,重点在于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