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并非万能

近年来,政府的大部制改革一直是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之一,尤其是广东的大部制改革力度最大,也引来了更多的关注。2009年,深圳、顺德等市、区先后进行大部制改革,2010年佛山市借鉴顺德区的经验,在全市其余4区全面推动大部制。2011年,广东省的21个地级市各选择一个县（市）作为大部制的试点,大部制大有不断扩展之势。     

“媒介化抗争”:一种非制度性维权的解释框架

“媒介化抗争”是抗争者通过制造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主动吸引传媒关注进而推动利益诉求获得解决的一种抗争方式,它与其他形式的抗争行动存在差别,是抗争者经过计算而做出的一种理性选择,但其成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这种非制度抗争方式具有正负双重效应,但从长远来看,弊大于利.破解非制度性维权的困境须将公民的权益诉求引向制度框架之内,并进行相应的结构性变革.     

西方发达国家怎样规范官员公私关系

西方发达国家规范官员公私关系的做法和经验主要有:注重行政伦理制度建设,清晰划分公私边界;设立专门的行政伦理管理监督机构,注重预防和惩戒官员的以权谋私行为;有比较完善的行政伦理社会监督机制。这些做法和经验都十分值得我们借鉴,从而更好地加强我国行政伦理建设,规范官员的公私关系。     

“二传手干部”的缘起及治理

"二传手干部"有四种表现形式,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布置一下""传达一下""上传一下""推脱一下"。造成"二传手干部"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纵向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权责不清、偷懒避责的"经济人"行为模式、形式主义的考核机制和干部的专业化能力不足等。治理"二传手干部"应多管齐下,实现体系化、制度化的管理,才能实现领导干部队伍的健康稳定。     

基层“缠闹”现象的深层根源

一些地方基层治理中存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现象,究其根源,主要是诉求渠道不畅通,基层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方法不足,社会治理体系不健全,社会舆论监督不完善,考核和问责机制存在缺陷等。应多措并举,从源头上破解"恐闹症"。     

循序渐进探索中国特色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之路

新时代公民的政治参与诉求明显增强。要顺势而为,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更好地提高公共政策的回应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加强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的联系,夯实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基础;通过多种形式的公民参与,实现重大决策的民主化,使公共政策具有扎实的民意基础;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利益诉求的组织化表达,构建政社合作伙伴关系。     

消除“退二线”干部治理盲区

对"退二线"干部管理不善会浪费宝贵的人才资源,不利于机关工作效率的提高,不利于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会败坏机关工作氛围和风气,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要加强制度建设,让老同志发挥余热、发挥专长、发挥"传帮带"作用,消除"退二线"干部治理盲区。     

如何突破“以人划线”制度困局

目前我国干部考核几乎流于形式,考核结果难以起到选拔任用的依据作用,有必要改革考核制度,完善考核技术和方法,减少仅靠人际关系而没有实际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的机会主义行为     

如何赋予省级政府更多自主权?

赋予省级政府更多自主权首先必须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职能边界,进而确定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大政府职能领域的分工。针对省级政府职权配置中存在的问题,如法制建设、"三定"方案、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和央地间的权力运行机制等,从四个方面着手将赋予省级政府更多自主权落到实处:夯实赋予省级政府更多自主权的宪制基础;完善政府职责体系,为赋予省级政府更多自主权打下坚实的微观制度基础;规范央地间的权力运行机制,约束不当的行政命令干预行为;完善配套措施,实现省级政府履职过程中的权责对称。     

文化政绩工程该如何治理

现在,在我国中西部的很多地方,在一些基本的纯公共物品都还没有得到很好满足的情况下,动辄动用财政资金投资几亿元甚至几十亿元兴建文化工程,显然违反了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优先顺序原则。而且,从实际运作来看,所兴建的这些文化项目多出于提升一地的文化品牌进而拉动当地经济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