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派”创业遭遇困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淮日前指出，未来3-5年，我国就业形势除了延续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向城镇转移等“九五”期间的就业特征外，还将叠加两个正日益趋于激化、新的深层次矛盾：城乡劳动力以及国际间对就业岗位的竞争矛盾。《中国青年报》对此作了警示性的报道。     

参与式预算：使乡镇人大运转起来——浙江温岭新河镇的案例启示

浙江温岭新河镇的参与式预算试验以其鲜活的实践激活了长期处于“死机”状态的乡镇人大,使乡镇人大运转起来。从其本质内涵看,新河试验激活了乡镇人大,重构了乡镇的权力结构,推动了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从其技术革新看,新河试验为乡镇人大改革在技术上的改进贡献了聪明才智。新河试验的前景不会悲观,但是,改革的征途仍须继续。     

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新时代建构及未来展望北大核心

自我革命表明中国共产党以自我调适的方式加强自身治理,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行动自觉。作为政党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自我革命在中国共产党成长发展历程中一直被认真对待。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紧扣制度规范体系建设这一关键命题,推动自我革命走向制度性构建,健全完善管党治党的责任制度、构建一体推进的“三不机制”、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制度执行落实是其具体表现。新时代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实践探索,释放出巩固执政地位、彰显使命自觉、密切干群关系等多种效能。中国特色的政党治理逻辑,从深层次预设了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而不是某个阶段的权宜之计。未来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亟需从价值、机制和主体等层面作出重点推进。在价值层面,把人民至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在机制层面,把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监督机制和一把手监督机制作为着力点;在主体层面,推动行动主体形成制度认同和理性自觉。     

和谐社会视域中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构建

政治合法性是执政党对有效政党权威的必然应答。中国共产党具有丰厚的合法性资源,社会变革使得其执政合法性面临新的挑战。构建和谐社会是巩固执政合法性的现实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立足根本,抓住重点,强化核心,走和谐发展之路来加强和巩固执政合法性。     

容错机制局部空转的多重诱因及其有效治理

进入新时代,在党中央的有力推动下,各地都建立了容错机制的政策文本,以力求释放激励效能。但是总体来看,其有效落实情况并不乐观,局部空转已成其客观现象。政策文本边界范围模糊、部分一把手缺少担当或不能准确把握政策标准、上位支撑不足极易陷入地方粮票、公众认知有偏差等,是其陷入局部空转的诱发因素。对此,应优化容错程序,用明确规程消除当事者顾虑;明细容错标准,清晰容错边界范围;坚持系统推进,多方协同打好组合拳;强化一把手的责任担当和研判能力;充分发挥典型案例归集整理及示范引领作用。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要素论析

立基于对自由主义民主的反思,协商民主理论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登堂入室。党的十八大报告鲜明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既强调协商过程的合理性、公开性和参与性,也强调协商结果尽可能的共识性。协商主体、协商客体、协商场域、协商过程、协商方式和协商结果共同构成了支撑协商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要素。     

县委书记权力腐败:典型特征、诱发因素及其治理之道

权力腐败是一种客观现象。从具体个案的分析视角分析权力腐败问题,能对某一腐败现象作出更为细致入微的解剖。县委书记权力腐败在整个权力腐败问题域中具有突出典型性。数据表明,县委书记权力腐败因其所处岗位的特殊性而呈现出不同特征。从领域看,多面向并存,三重一大尤为突出;从形式看,窝案串案增多,腐败共同体逐渐显现;从规模看,贪腐数额、谋取私利巨大。县委书记权力腐败是一个多重因素共同诱致的结果,绝不是某个单一因素所致。其中,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监督制约导致的权力失控与潜规则盛行、熟人政治而形成的生态异化是两大诱发因素。这说明,对县委书记权力腐败实施有效治理,关键是在重视理想信念教育的同时,抓好科学配权、规范用权、有效监权、严惩滥权、生态引权这五大实践节点。     

地方干部何以在换届中脱颖而出——基于218位市县主官的面板数据分析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干部群体是一个重要的能动因素。干部在其职业发展过程中必然面临职务更替,换届就是地方政治系统人员更替的重要机制。从深层次看,换届映射出任期制的深层逻辑。它之所以被需要,主要源于权力需要接受监督制约的基本逻辑和领导生命周期规律的内在规制。样本数据分析表明,能否在换届中脱颖而出并不完全是一个主观性问题,而是一个主客观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其中,年龄、性别、岗位阅历、政绩呈现、组织关注度等是主要影响因素。要将这些影响因素转变为现实推动力,需要从加强政治能力建设、注重实践历练、调优配套机制等方面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