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批判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武器——关于资本的双重性批判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增值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也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接踵而至。面对当代现实危机,迫切需要理论上的解释和指引。马克思站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借助资本的逻辑展开对现代性问题的辩证性批判,重新构建了现代批判的规范基础。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不仅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和要害,更是对于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青年毛泽东国家观之嬗变轨迹探析

青年毛泽东国家观时其后来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其嬗变的历程就显得很有必要.青年毛泽东像当时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样热切关注国家的出路问题,因此其国家观的嬗变能始终围绕"救国救民"这一主题展开.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剧变以及西方各种启蒙思潮的影响,毛泽东的国家观思想几经艰辛蜕变,尤其是在具体救国救民的途径和方法上具有独特的特点.总体上看,青年毛泽东的国家观经历了从启蒙阶段--"忙乎未定"国家观阶段--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确立的几个阶段.从这一历程,我们可以发掘出毛泽东的许多宝贵的思想遗产.     

自我保护是变相的自我限制

雄心勃勃的经理主管们相信他们能够直达权力巅峰，因为他们机智，会耍手腕，敢做敢当，并有意避免自毁前程的错误举动。为了保持漂亮的履历，他们倾向于将下属管得严严的，使他们处于严格的监督之下。     

推进机关事务集中统一管理 提升“两个更好服务”水平

<正>构建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的分级分类管理模式,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资金科学使用、资产有效利用,更好保障机关高效运转推进机关事务集中统一管理,统筹资产等保障资源,根本目的是提高政务效能、降低行政成本,对更好实现厉行勤俭节约,打造效能型、节约型机关具有重要意义。     

客观归责理论的成就史及批判——兼论对犯罪论体系进行修正的必要性

客观归责理论的创新性仅体现在:它利用归责这一古老的概念,将众多原本分散存在的、用于限制构成要件成立范围的学说汇集成了一个整体。尽管该理论提出了个别有益的洞见,但从总体上来说,它试图对结果犯不法进行规范性限制的努力并不成功。第一,客观归责理论掩盖了一个本应先于结果归责而展开独立判断的核心问题,即符合构成要件的不法举动。第二,仅仅从客观方面出发,无法合理地解决行为是否创设了法所不容许之风险的问题。第三,把结果归责的问题放在客观构成要件中来处理的做法显得操之过急,在此之前应当先行判断行为人的责任能力。对于客观归责理论的批判性考察表明,本质上源于自然主义时代的传统犯罪论体系亟待修正。     

危险接受的自愿性：分析视角与判断标准

司法实践中涉及危险接受的大量案件表现为,被害人因为自保本能、义务命令或者伦理要求而承受了一定的心理压力,并在这种压力的驱使下实施了自陷危险的举动。在此情况下,能否以及应当在多大范围内认定被害人是自愿接受风险,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而学界鲜有问津的难题。欲体系性地建构自愿性的认定标准,需要以心理状态和社会价值这两个视角为支柱搭建分析框架。首先,只有当被害人的心理压力源自行为人所引起的某种法益冲突时,它才可能具备排除自愿性的效果。其次,根据举“严”以明“宽”的原理,当被害人的心理压力已经达到足以排除期待可能性的程度时,可以直接否定危险接受的自愿性。最后,当被害人为了保护生命、健康以外的其他法益而自陷危险时,需要综合其自危行为保护的利益、行为方式的合理性等因素,具体地确定自危行为是否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新时期我国政府激励机制重构的研究

新时期,我国经济建设处于关键时期,政府不仅面临国内的改革压力,而且更面临全球化、市场经济下,政府激励民众的积极性乏力的压力。因为,在这种环境系统下,政府激励机制显然亟待重构。政府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激励机制之间好与坏的竞争,政府激励机制的好与坏,是影响政府管理能力高低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所以,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指出我国政府激励机制重构的必要性及新取向。     

论正当防卫中民众观念与法律解释的融合——由张德军案件引发的问题和思考

为了实现公众对刑法的认同和信仰,为了确保作为刑事立法之基础的公众观念在刑法适用中不被违背,民众朴素的正义情感不应成为刑法理论随意嘲笑和轻视的对象,刑法解释也应当在法律条文的范围内尽量与社会一般观念保持一致。因此,对正当防卫诸要件的把握必须遵从公众的道德情感和普遍认知。"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包括了行为虽然已经既遂但能够即时挽回损失的场合。在防卫限度的问题上,客观损害结果的出现并非认定防卫过当的绝对标准,对于防卫行为的社会相当性也必须予以充分的考虑。     

山西：抓多少贪官不再“提前预定”

一年抓多少贪官，检察院是有数量考核的，而“在执行中确实存在变相下达办案指标的问题”。现在，山西准备废除反贪数量指标。     

客观的未遂犯处罚根据论之提倡

在现代法治国的不法理论框架内，作为主观未遂论之具体表现的计划理论和印象理论均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主观的未遂犯处罚根据论虽为德国的通说及立法所采纳，但这不仅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而且目前正受到日益激烈的批判。从世界范围来看，未遂犯论的客观化已成为刑法学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我国应采纳客观的未遂犯处罚根据论，并以事后查明的行为时全部事实为基础，站在行为时社会一般人的立场来判断法益侵害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