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大治安”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当政时期 ,都建立了符合社会发展的封建政治秩序 ,并通过国家警治禁卫安全力量 ,对社会实施权威控制 ,调节社会机体。     

中国古代治安体制的孕育

原始社会即有安全管理。随着国家的产生,社会治安管理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经由夏、商,西周三代,中国古代治安从体制上、模式上以至某些具体管理措施上,都走过了孕育阶段。     

中国古代治安的终结

商品经济发展使明清时代的社会治安出现新的形势。明清统治者无力适应时代的变化，无力实现治安理论、治安实践上的更新，拿不出积极的治安措施来，只能进一步加强其残酷毒辣的统治和镇压。中国古代治安走向终结。     

从郑庄初霸到子产兴邦

春秋时期（前７７２—前４８１）,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西周建国之初,周天子分封和认可的诸侯有千数以上,他们定期朝觐,听命于周王室,建立起“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治秩序。到西周末年,王室式微,诸侯纷起,强凌弱,大欺小,新侮旧,“礼崩乐坏...     

荀子治安学解读

荀子师承和发展孔子学说 ,主张“隆礼重法”,为中华法系构建了学理基础。他在“法后王”的旗号下 ,为创建大一统封建帝国政权作理论先导 ,提出了新的治国方略。荀子以哲学、政治学为基础 ,为国家治安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方案。他的从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提炼思想理论的学术道路 ,也是值得肯定的。     

《尚书》:为中华法系提供原型构架

《尚书》是我国文化史上最先提出并系统论述“罪·刑”概念的上古文献。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以“仁”“礼”来概括儒学,而忽视先秦儒学对刑法的全方位论列,甚至认为“中华法系”源于后起的法家。其实,正是《尚书》,从法哲学的思考到国体、政体的制度性论证,从立法、司法、执法的基本原则到具体刑法条例的制定及其适用,从刑事犯罪到民事规范到司法诉讼程序,都有基础性的探讨。应该说,以《尚书》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为中华法系提供了最初的思想资料和体系框架。     

在制度文明的框架内整合礼法

制度文明是社会文明的保障因素和粘固因素。西周以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礼法制度是我国作为领土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礼法文化规范了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态以及古代文明的发展方向 ,制约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道德风貌。随着礼法的实施 ,法律规范在历史中积淀为社会习俗 ,内化为人们的道德操守 ,进而全方位地调节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必须在制度文明的框架内整合礼法 ,综合推进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     

对古代治安的理论思考

治安，从古以来都是国家机器的行政职能。在古代，保卫皇权、保卫私有制是治安任务的核心。随着国家安全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和政权建设的发展与强化，中国古代治安呈现阶段性变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稳定起了强力的粘因保障作用。作为理论形态的古代治安，以古代国家的治安事业和治安成就为其阐释对象。对中国古代治安的理性扫描有三个层面。第一，法理层面：指国家的治安思想、治安法理、治安方略的理论基础。它为历代治安定向定性。第二，体制层面：指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安全机制和国家行政体制基础上的治安体制。它研究的是国家警治禁卫安全力量的组合配置方式与运作模式。第三，操作层面：指历朝历代的治安法规建设和治安业务的实际展开，以及所采取的治安措施、经验积累和实际收效。     

汉代京师的治安管理

对于京师的人口众多复杂和极其严峻的治安形势,汉代统治集团的管理办法是:城市建制适应治安的需要,行政管辖中强化并改善治安网络,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解决重大治安问题。为了京师治安大局,汉代能吏敢于执法,不仅敢于得罪权贵,甚至敢于阻止皇家的“非法行为”。     

隋唐时期的社会层面控制

隋唐时期对社会层面的控制很严。除了对世族豪门、庶族及其知识分子、广大农民控制外,隋唐政府对兵士、僧尼、商贾、手工业工人及归附的“化外人”,也多方进行管理,尽力控制在政府权力范围以内。另外,对城市居民生活秩序的控制也是很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