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期间制售“假口罩”案件的司法认定

一、基本案情2020年1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爆发后,口罩等防控物资成为严重紧缺产品。犯罪嫌疑人谢某某、李某某夫妇为谋取非法利益,在明知所售卖的口罩为"三无"普通口罩的情况下,仍在淘宝网店上借用某正规品牌口罩的相关资质及产品说明,虚假宣传该款口罩为医用级防护口罩,并在口罩的外包装盒上标注"一次性医用口罩",以每盒68元的价格售卖(每盒40片,进价为15元/盒),2020年1月至2月期间,谢某某二人共计销售该口罩65箱(每箱40盒),销售总价达17万余元。     

金融犯罪控制研究——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背景

金融安全、有序、高效、稳健运行,对于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都极为重要。上海要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首先就必须拥有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近年来金融犯罪高发不下、主体多元化、手段复杂化等一系列发展态势,已严重影响到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推进,因此有必要通过建立内控与外防机制,最大限度控制金融犯罪态势。     

刑事案件新闻处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

警察作为刑事案件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在侦查过程中与媒体接触在所难免。鉴于侦查阶段媒体对刑事案件的新闻报道可能带来的正反两面效果,各国(地区)警察均强调对案件新闻的正确处理,并在长期的侦查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刑事案件新闻处理机制。目前我国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新闻处理机制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应该从加强专业化建设、明确发布原则与标准、灵活运用媒体策略等方面进行改革与完善。     

新型网络犯罪治理体系化研究

当前以网络黑灰产为代表的新型网络犯罪高发频发、手法不断翻新、跨境作案突出,给网络空间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新型网络犯罪具有明显的社会化分工、产业化链条和积量构罪特征,导致侦查取证、法律适用、行业监管和社会预防工作面临重重困难。建议在立法层面织密网络安全监管法网、完善刑事法律规制体系,在监管层面完善体制机制、推进行业整治、筑牢技术屏障,在打击层面强化行刑衔接、办案协同协作、提高专业能力,在预防方面督促企业责任落实、强化行业协同自律、提高群众防范意识,通过系统治理、综合施策,有效规制新型网络犯罪,共建网络安全生态。     

视频监控系统在犯罪侦防中的运用及其法律问题

在犯罪问题复杂化与警力资源相对有限的背景下,利用视频监控系统预防与侦查犯罪已经成为许多国家采取的策略。在犯罪预防领域,视频监控系统的运用得到了日常活动理论、理性选择理论、情境犯罪预防、新机会理论、犯罪被害理论与死角理论等学说的支持;在犯罪侦查领域,透过视频监控系统的实时监控与影像存录功能,侦查部门的战斗力得到显著提高。与此同时,视频监控系统在犯罪侦防中的运用也引发了一系列法律问题,故有必要遵循一定的法律原则,以法律规范视频监控系统的正确运用。     

网络犯罪刑事管辖问题研究

网络犯罪的虚拟性与跨越性割裂了犯罪行为与传统刑事管辖之间的联系,给传统的刑事管辖理论带来冲击与挑战。对发生在我国境内的网络犯罪,可以根据犯罪行为性质判断其为行为犯或者结果犯,并以此确定管辖权。而对网络犯罪跨境案件,则根据主要犯罪地管辖、实际控制与先受理为优、协议管辖、诉讼转移管辖,解决具体的管辖冲突问题。     

群体性事件证据问题研究

证据问题关系到群体性事件处置中执法工作的成败。强调并研究证据问题,可以提高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收集证据的意识,解决证据收集与使用过程中遇到的证据效力问题,强化公安机关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能力与处置效果。     

特殊监听行为所获材料之证据能力比较研究

一般意义上的监听，是指法定的侦查主体根据监听令状规定的范围而对被监听者的通讯、谈话予以秘密听取、录音或记载的行为。作为一种侦查取证方式，一般意义上的监听行为应当受到非法证据排除法则的约束。而特殊监听行为，由于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对其获取的材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则是一个比较具有争议性的问题。特殊监听行为主要包括了私人违法监听，一方当事人监听以及附带监听等类型，对这些特殊监听行为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之判断．体现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尖锐冲突。     

刑事案件新闻处理机制研究

作为刑事案件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警察在侦查过程中与媒体接触在所难免。侦查阶段媒体对刑事案件的新闻报道既有其积极的意义，又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如何处理好侦查活动与媒体新闻报道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各国家（地区）警察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纵观各国家（地区）警方对刑事案件的新闻处理机制，均体现出专业性、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现阶段我国公安机关的刑事案件新闻处理机制尚有不足，建议从加强专业化建设、明确发布的原则与标准、灵活运用媒体策略等方面进行改革与完善。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现状与立法完善——以力拓案为切入点

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也体现出全球化的特点。力拓案的出现，在引发世界关注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中国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软肋。完善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立法，保障民族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当前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