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视角下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思考

律师—委托人特免权作为辩护人的一项重要权利,为世界主要法治国家立法所承认.而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理论来源于社会价值的选择和无罪推定及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与律师保密义务有了明显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但是新刑诉法也存在不足之处,表现为赋予特免权的内容过窄和免证特权的例外情况适用不清楚,需要考虑法律的实际运行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试论法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性质及证明标准

新刑事诉讼法设立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对于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案件有着重大作用,但是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性质和证明标准等基本问题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议。虽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具有一定的民事诉讼程序色彩,但是其性质不应当归入民事诉讼程序,而应当是刑事诉讼程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不应当简单适用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结合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自身特点,对具体的诉讼主体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反腐败视角下刑事发回重审制度考察

反腐败工作的法治化迫切呼唤规则的"程序之治"。刑事二审程序的发回重审制度存在实体和程序缺陷,并在职务犯罪案件中出现新的弊端。通过对刑事二审程序进行规范意义与实践意义的考察,并经过历史梳理发现,发回重审制度需要法解释以外的制度改进。充分考虑我国刑事司法传统,并在充分借鉴域外司法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刑事二审程序发回重审的标准应当采用"绝对性标准"和"相对性标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认定。     

反腐败视野下刑事二审程序价值论

2018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在"执纪执法贯通,有效衔接司法"的具体要求之下,刑事二审程序成为反腐败法治化的重要环节之一.诉讼程序的正当性来源之一就是裁判的正当性,这包括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刑事二审程序的价值在三个维度上,包括了保证诉讼公正、提供权利救济以及提升诉讼效益.     

纪检监察干部如何坚持以初心使命作为政治本色和前进动力

2020年1月13日至15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指出:"坚持以初心使命作为政治本色和前进动力,不断增强‘两个维护’的自觉性坚定性。持之以恒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这就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必须牢牢坚持初心使命,为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筑牢政治底色、激发前进动力。     

合肥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范化的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迅速增长,带来了日益严重的交通问题,其引发的交通事故全年占比显著增加。以合肥市为例,由于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增速过快,道路基础建设未能及时完善,加之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缺乏法律意识,从而造成了电动自行车的安全管理与交通管理严重脱节。因此,需要从技术与管理两个层面寻求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的有效对策。     

党内法规研究初探——以中国共产党纪律规定为视角的分析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既往关于党内法规的学术研究,实质是19世纪分析法学理论的延续。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发展和完善,党内法规的研究不能以西方法学中心的形式理性作为评价的标准和参照物。从要素视角分析,党内法规的特点在于文本的条款性、位阶性、约束性。虽然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存在一定区别,但是基于价值取向的一致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是全面依法治国的一体两翼,只有实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才能真正实现全面依法治国。     

论刑事被告人简易程序选择权

简易程序选择权是指刑事诉讼被告人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启动刑事简易程序以及在适用简易程序后变更该程序的诉讼权利.这不仅是被告人所享有的一种重要诉讼权利,而且刑事简易程序的正当性也来自被告人程序选择的自愿性.我国新刑诉法中虽然规定了刑事简易程序,但没有赋予被告人完整的简易程序选择权.立法应当明确赋予被告人该项权利.     

新《刑事诉讼法》中特殊侦查制度的若干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将长期处于隐秘状态的"技术侦查"作为单独一节加以规定,体现了控制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也是促使侦查程序法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过于原则化的规定使得法律条文急需相关解释加以完善,但是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和相关部门规章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立法缺陷并未得到弥补。这不仅不利于特殊侦查措施的规范和限制,而且易导致特殊侦查措施成为侦查机关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工具。由此,本文对于特殊侦查措施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新刑诉法中监听措施若干问题的完善——以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为参考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正将监听措施纳入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制,是促使侦查程序法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关规定仍然存在不完善、不科学之处。我国台湾地区的通讯监察制度经2007年修改后进一步得到完善,鉴于两岸的文化意识和法律传统有诸多相似之处,其在案件范围、适用对象、审批程序、监听通知、非法证据排除等方面,对我国大陆监听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