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铭暄:对经济领域的冲突纠纷应慎用刑事手段

立法上不明确性,一定程度上为刑事诉讼法扩张和过分介入市场领域留下了制度上的缺口隆冬的北京天寒地冻,雪花纷飞。但是在《2012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分析报告》发布会暨企业家犯罪预防研讨会现场,却是暖意融融,首先我要以一名法律战线老兵的身份对这次会议表示热烈的祝贺。这是北师大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司法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中的新增罪名,虽然其在犯罪构成上与斡旋受贿行为有相似性,但在具体理解上却有明显的区别。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不仅包括了近亲属还包括了“其他”密切关系人,在近亲属的理解上应当采取民事关系认定中的广义概念,在其他密切关系人的认定上要结合客观条件具体判断,做到主客观相统一。在判断行为人是否利用影响力时,应按照一般人的标准进行事前判断,在影响力对象的判断上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中国刑事立法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勾勒了我国刑事立法十年来发展的轨迹和主要成果,并将其慨括为八个特点。关于我国刑事立法今后的发展与完善,文章指出,鉴于现行刑法同目前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及逐步展开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已不能相适应,且刑法典与其他特别刑法规范和司法实践也有所脱节,因此,修改现行刑法是非常必要的,并且完善刑法也已具备了实践根据、理论根据、主体条件和形势条件。文章强调指出,完善刑法的指导思想,要以反映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为宗旨,为此,要实现“四个转变”:(1)打击锋芒应从反革命罪转向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2)定罪量刑的基础,应从社会危害性中心论转向以社会危害性为主,兼顾罪犯的人身危险性;(3)刑罚制度上,应由较严厉和较封闭的刑罚,适当地向缓和与开放的刑罚转变;(4)在犯罪的范围上,应由只注重国内犯罪,向同时也注重国际犯罪与跨国、跨地区犯罪转变。此外,文章还就刑法八个方面的完善问题,具体进行了阐述。     

开拓与繁荣我国刑法基本理论的研究——评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

<正> 关于犯罪的原理在刑法基本理论中居于基础和核心的地位,其开拓的广度与深度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刑法学科盼整体研究水平,也是正确、深入地开拓研究刑事责任、刑罚总论以及罪刑各论等领域的必备基础与重要条件。现行刑法典颁行十多年来,随着一批刑法学专题著作先后问世,使我国关于犯罪理论问题的研究有了显著的进展。但是,这些论著都还局限于犯罪领域的某一个专题或某一方面的问题,对犯罪论领域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论著尚付阙如,刑法学界引为缺憾。现在,由马克昌教授主编的《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     

论结合犯

结合犯的构成特征,是静态的法律构成特征与动态的实际构成特征的统一。其表现为:被结合之罪,必须是刑法明文规定的具有独立构成要件、性质各异的具体犯罪;结合之罪统一、独立的构成要件内,必然包含与原罪相对应的且彼此相对独立的数个犯罪的构成要件;数个原罪必须基于一定程度的客观联系,并依刑法明文规定而被结合为一个新罪;必须以数个性质各异且足以单独构成犯罪的危害行为,触犯由原罪结合而成的新罪。作为犯罪形态与法条形态、一罪与数罪统一体的结合犯,其本质或内在属性为犯罪形态和一罪,其表象或外在特征为法条形态和数罪。基于制约设置结合犯罪的罪刑均衡规律,我国刑法无设置结合犯的必要。     

关于贿赂罪的比较研究

贿赂犯罪是在我国现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实行改革开放形势下发案率颇高、社会危害性较大的一类犯罪，它既严重损害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也破坏国家机关的威信及其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新中国刑法学六十年发展的简要历程和基本经验

新中国建国60年间,分别以1957年反右扩大化和1976年结束文革为历史边界,将刑法学发展进程划分为起步与草创、萧条与停滞、复苏与繁荣三个阶段.六十年刑法学发展的基本经验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坚持完善中国刑法学的学科体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坚持刑法学科的国际化.     

关于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的思考

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在学习借鉴原苏联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成果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刑事法制科学经验基础上形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对于中国刑法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都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同样能够反映定罪过程,兼容出罪功能,只是在思考逻辑上与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有所区别。近来主张彻底否定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转而全面移植德日刑法学犯罪论体系的移植论缺乏严谨性和务实性。     

削减死刑罪名的价值考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削减13个死刑罪名,具有充分的事实和价值根据,因而备受关注。在当前背景之下,国家立法机关削减死刑罪名的立法举措意义非凡。该举措表明国家决策机关在死刑问题的认识上向曾有的理性、冷静态度回归,对于推进死刑制度改革有着积极的作用;该举措也是对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的积极贯彻,有助于我国刑事法治的进步;该举措体现出国家对公民生命权利这一基本人权的充分尊重,有利于促进社会治理机制健全和我国社会的文明进步。     

论中国大陆(内地)电信网络诈骗的司法应对

中国大陆(内地)的电信网络诈骗问题愈演愈烈,"徐玉玉"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成为共识。关于电信网络诈骗的定罪问题,因非法获取财物是犯罪目的,故通常首先涉嫌构成诈骗罪。同时,也要考虑犯罪竞合问题,在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下,妥当解决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等同类犯罪的区分,诈骗罪与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等关联(行为方式)犯罪的区分,诈骗罪与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纯正网络犯罪的区分。电信网络诈骗往往表现为共同犯罪或高级的犯罪集团,既要严格掌握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以及具体形态,也要依照规定解决共同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承担问题,准确体现从严打击精神。对于电信网络诈骗中的非法占有目的、共犯的意思联络、关联犯罪的明知等认定问题,要遵循主客观相统一理念,由客观证明主观,优化证明方法,合理运用推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