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的视角看村委会选举的成本与效益

从国家的角度看，村民委员会选举作为“世界最大规模的民选实验”，有其不容低估的政治、经济成本与收益。其成本既包括选举过程中正常耗费的人、财、物等经济性投入，也包括可能出现的乡镇权威的下降，一些既得利益群体的干扰等政治性成本；其收益既包括激活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降低国家对农村的管理成本等经济性收益，也包括推动村委会成员素质的优化，推进党和国家民主化进程，促进农村民主型政治化的形成，加快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等，统而观之，现阶段村委会选举的收益远大于成本，并且随着村民自治的拓展其成本递减、收益递增，同时，应通过政府对村委会选举的合法引导和弹性控制减少其成本，扩展其收益。     

从规制到治理：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理念变迁

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构建社会主义自由市场体制战略目标中重要组成部分,应具有内在稳定持续的政治理念支撑。WTO下我国审批改革价值导向应体现为从规制到治理的政府理念变迁:由统治转向治理;由规制转向服务;由垄断转向竞争。政府在放松规制的同时,应立足于我国国情强化行政审批的激励功能、服务功能、引导功能、调控功能。     

政治体制改革性质的学理分析和实践价值

从学理上分析 ,政治体制改革既不是政治革命 ,也不是政治改良 ,它具有不同于后两者的性质和特点。正确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改革”性质 ,对于加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序性和可控性 ,提高政治体制改革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制度建构：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行动逻辑北大核心CSSCI

在政府职能转变与转移过程中,作为政府职能重要接盘手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同类、同质、同域中社会组织的领军者,是社会力量集体行动的组织载体,具有整合性、联结性、引领性与培育性等正向价值。但是,在实践中还存在"严进入、宽监督"、"重管理、轻整合"、"强权力、弱权利"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组织理性成长缓慢、个人理性缺失,其中,个人理性是造成集体行动困境的根本原因。这就需要对枢纽型社会组织进行进一步制度建构。要使枢纽型社会组织成长并走向成熟,关键在于适度调整个人理性、协调制度合法性与改革合理性的融合、环境指标与绩效分析的统一以及构建政府干预与内部监督的制度保障。     

社会治理新常态下的地方政府角色转型北大核心CSSCI

地方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力量,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在系统梳理已有理论中对政府角色经典演绎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治理新常态下所呈现出的诸多特征,进而提出地方政府角色历时性变革的时代命题。详细阐述地方政府在依法治国、政府与市场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和集体行动网络等一系列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战略举措中重新审视自身角色的理性逻辑。并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存量改革、完善制度安排和加快社会培育等方面寻求角色转型的现实路径,以建立更具现代化的地方政府。     

论政府和企业的协调机制——以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为背景

企业是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重要力量,其能否有效参与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关系到政府应急管理的成效。目前政府和企业协调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要及时转变政府应急管理职能和方式,全面整合政府和企业应急预案,共同推进社会风险评价体系,健全有效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和企业协调机制。     

乡村振兴中政策营销何以有效:基于框架效应的调查实验研究北大核心

在乡村振兴中广泛开展政策营销,对于落实好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至关重要。但面对异质性显著的政策受众,政策营销何以有效?论文不同于既有研究拘囿于程序和结构层面的策略设计,而是通过嵌入“心理学+”思维进行微观行为分析,这能够为完善政策营销策略提供新的思路。基于框架效应理论,选取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政策作为实验情境。通过在虞镇实施调查实验,探讨政策框架和社会规范在政策营销中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政策框架对提升村民政策遵从意愿有显著影响,且得益框架比损失框架的政策营销效果更好;社会规范在政策营销中具有调节作用,且相比于命令性规范,描述性规范能进一步强化政策框架的影响。因此,乡村振兴中的政策营销策略应是获得感优先的政策框架和注重他人影响的社会规范的紧密结合。这一结论对于提升政策营销有效性、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