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内监督的形式

共青团广西自治区南宁地委黄东日同志在《论团内监督》一文中提出六种团内监督的形式。1.上对下监督。它包括上一级团委对所属团委(支部)的监督和团的领导干部对下属团干部(团员)的监督。2.下对上监督。这是自下而上的监督,可通过团代会、团员会、各级团委的“委员会议”、信访等形式进行,也可通过向党的有关部门汇报、     

“纺纱状元”任弼时

“纺纱状元”任弼时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配合日本侵略者封锁陕甘宁边区。边区军民响应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自己纺纱织布、垦荒种地，解决吃饭穿衣问题。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和广大军民...     

刑事和解实践中的行动者——法社会学视野下的制度变迁与行动者逻辑

真正的制度创造者实际上是社会上的各个利益主体和行动者,历史就是在各个主体的行动中推进的。在各个主体行动的利益考量、相互博弈等过程中显示出制度运作的最为真实的生存逻辑。在刑事和解的制度化进程中,首先,作为行动者之一的司法机关不但在宏观上成为刑事和解在我国制度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而且在微观上,即在刑事和解的具体个案中,其以国家法律的权威和强制力量作为后盾,从程序上决定着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进行,以及和解后的处理结果等;其次,如果说,司法机关决定着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运作方式以及和解成功后的处理方式,那么当事人的博弈和实践便决定着案件的发展方向;最后,在这一系列的事件和宏观进程中,民众以及学者也以自身的方式参与其中,成为刑事和解制度化的重要推动因素和催化剂。     

欧盟的反补贴法律制度

欧盟是仅次于美国的反补贴措施使用大户。欧盟反补贴的法源为《欧盟条约》第131条和第133条有关制定欧盟共同商业政策的约定．而1997年10月6日颁布的欧盟理事会章程第2026／97号条例则构成反补贴税调查的法律框架。欧盟反补贴的执行机构有三个：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及欧盟咨询委员会。欧盟反补贴法程序制度主要包括调查申请的提出、立案、磋商、调查、反补贴初步裁定、临时反补贴措施实施、接受承诺、最终反补贴税的征收以及复审等程序。2010年以前。欧盟从未对我国发起过反补贴调查。2010年4月,欧盟首次打破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不适用反补贴的惯例．对中国铜版纸同时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开创了对中国产品进行“双反”的先例。时隔数月．欧盟再次对中国产数据卡产品同时展开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贸易救济“三反”调查．这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贸易救济实践中极为罕见。     

小资金大作为——西双版纳州民族文化保护传承项目成绩显著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13个世居民族中,基诺、拉祜、布朗、景颇、佤5个民族为"直过民族",其中基诺族为特有民族。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双版纳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有语言无文字,以"口口相传"方式传承的优秀少数民族文化濒危,抢救与保护这些优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迫在眉睫。     

珠海市移动警务建设与应用成效

珠海市公安局根据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的建设指导意见,于2013年建设了警务通系统,然而,随着近年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本地应用建设的不断深入,原移动警务系统网络性能低、应用模式旧、终端体验差、安全管控弱等问题日益突出。为此,珠海市公安局结合自身实际,于2018年建设了个性化主题、场景化串联、智能化感知的跨网络、跨平台、跨警种的新一代移动警务服务平台,从而满足公安机关的沟通协助、移动执法办案、远程办公、警情研判、案件分析等业务需求,实现了警种和业务场景的全覆盖,实现了警务工作的移动化、智能化,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残疾人精准脱贫工作的调查与思考——以资兴为例

乘着十九大东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突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坚决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之主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坚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以残疾人精准脱贫为重点之重点、难点之难点,大兴调研之风,以资兴为例,立足实地调研,探索建立残疾人精准扶贫制度体系。     

刑事证据审查模式的三个转变

<正>错案的形成虽缘于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几乎在每一起刑事错案的成因中都存在着证据的作用。”¹从对一些冤错案件的分析来看,其暴露了传统证据审查模式存在的问题：注重在卷证据的审查、运用,忽视在案证据的收集、审查、运用;注重主观性证据的优先审查,忽视客观性证据的作用挖掘;注重根据言词证据形成内心判断,忽视立足全案证据的综合分析,等等。     

论刑事和解的立法拓展——基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思考

经过多年的探索,刑事和解的火热实践已经为刑事和解立法拓展提供了有实践基础的参考样本。当前刑事和解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跨越制度性缺陷,使刑事和解成为依据法律规定进行的规范化、程序化的刑事案件处理模式。刑事和解实践发展至当前阶段,亟待相关立法拓展而完善,否则这一富有成效的实践将面临难以突破的瓶颈。     

网络诈骗犯罪的司法认定难题探解

网络诈骗作为诈骗罪的特殊形式,具有专门的入罪与量刑标准。与传统诈骗相比,网络诈骗的入罪门槛低,量刑相对重,准确认定网络诈骗对于正确定罪量刑,实现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至关重要。然而现有司法解释并未明确网络诈骗的概念,且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致使网络诈骗的司法认定成为实践中的疑难问题。正确认定网络诈骗,首先是要厘清普通诈骗与网络诈骗的区别,以解决罪与非罪的问题;然后要厘清网络诈骗与特定网络环境下盗窃、赌博及信用卡诈骗的区别,以解决此罪与彼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