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与少数人权利保障——以东北平原小规模粮农为对象

对东北平原小规模粮农调查发现,在现行粮食政策下,平抑粮价行为使小规模粮农的权益受到较大损害,而作为保护性政策的种粮补贴及最低收购价制度在实践中又不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因此应当从完善少数人诉求表达渠道、强化政府政策工具选择能力以及建立受害者权益补偿机制等方面建立和完善少数人权利保障机制.     

Untying the Knot： Realization of Informed Consent in Hospitals

Guan Qiqian, a 42-year-oldjournalist in Yongqing ofsoutheast China's FujianProvince, never expectedhis search for medicaltreatment of his psoriasis in 2000 endedup in hepatitis and uremia.At a local clinic, the doctor prescribedintravenous Methotrexate dr…     

从自由人看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本文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分析，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仅是每个人的个性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计划调节的必要保障；同时，自由人既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也是计划调节有效率的基础。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中，公有制、自由人和计划调节应当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通过分析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本文还指出传统计划经济由于不能满足自由人条件而导致了经济运行的低效率。     

地方党委依法执政能力现状调查与研究

文章通过对地方党委依法执政的法治理念,即法律至上、党内民主、法律信仰、权力监督等理念和依法执政能力现状的调查,认为:要推进地方党委的依法执政,必须以“法律权威”、“民主法治”、“控权保民”等法治理念教育为重点,更新地方党委依法执政理念,通过完善国家法律和党的章程以及党的决策、执行和监督的制度,提高地方党委依法执政的能力。     

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以1980年—2006年大陆学者研究为例

在对140篇有关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研究的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1980—2006年,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研究格局与中国古代赃罪立法的"草创—完善—成熟"的历程基本同步;学者对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的研究质量较高,研究热点出现在惩贪肃贿、法律与制度研究两个领域,这种趋势在2000—2005年之间显得更加明显;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官吏赃罪的犯罪构成、官吏赃罪涉足的领域、官吏赃罪的犯罪走向及趋势等成为研究中的盲点,对受赃法律的动态的、功能的研究不够,研究视角狭窄,研究资助问题突出。     

做故宫消防工程的一点体会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如何将现代防火技术恰当、有效地运用到文物建筑的保护上;如何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的构造特点,提出包括破拆限制、用水控制、扑火点选择等环节在内的切实可行的灭火方法,制定周全的灭火预案,确实值得认真、深入地研究。     

我国《反补贴条例》规定的补贴定义质疑

在中国对美国部分汽车和鸡肉产品已经发起"双反调查"(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同时进行)的情况下,根据规定的补贴定义,严格考察我国<反补贴条例>所规定的补贴定义与国际法规定的一致性,指出后者的错误所在,建议将其修正为"补贴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公共机构通过提供财政资助为接受者所带来的利益".     

信仰在青少年中存在的可能性分析

信仰是人们对某种价值理想的极度信服和尊崇,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青少年是祖国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现代青少年出现了信仰迷失。面对这一现实,我们必须要帮助青少年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观,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塑造他们的人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略论“非典”疫情的不可抗力性

“非典”疫情应定性为不可抗力 ,但“非典”疫情的影响应具体分析 ,当事人不能据此全部免责。适用不可抗力制度免责应具备四个条件。充分认识不可抗力制度的实质并对当前法律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 ,有助于准确把握不可抗力的内涵 ,正确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此类问题     

幽暗意识与榜样教育——一种道德教育的反思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向某某学习"是我们道德教育中惯常采用的教育方式.但榜样的确立、思想的宣传和教育影响的施加,并不总是能使受教育者产生教育者所期望的教育效果.人是既有"灵明"也有"堕落"的"双面性"和"居间性"的.榜样教育的确立及其理想教育效果的取得,既要确立真实的形象动之以情,更需要认识的奠定晓之以理和制度的约束导之以行,坚持正面引导和负面防堵相结合,并以制度平台的搭建为道德教育实施的要务,把对人的教育管理纳入法治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