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商业银行发展中小企业业务的核心能力

在监管部门的推动下,2005年国内银行业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已经从过去的探索、讨论阶段进入到实质操作阶段.对商业银行而言,当前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尽快形成和提升包括组织模式、产品和管理流程、定价和风险管理模式等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基本能力.     

美国量刑辩护对我国量刑改革的启示

量刑辩护是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是律师辩护制度的必备内容,是保障被告人权益的途径之一,因此,从保障被告方辩护权的视角设置辩护制度的外围制度是现代对抗制理念下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题中之意,而美国关于刑事辩护制度的设计与实践的经验将是我国刑事诉讼中量刑程序改革的有益借鉴。     

商业特许经营的知识产权法分析——商业特许经营之知识产权价值功能发现

商业特许经营许可他人使用包括商标、商业名称、店徽、经营模式、实用新型、著作权、技术秘密权或专利权在内的一整套工业产权或知识产权。其实质是对知识产权权利的复合授权使用,是对商誉知识产权的经营。商誉权许可使用应该尽早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这也是商业特许经营法律调整的必由之路。     

司法鉴定机构信访投诉实务探究

以司法鉴定机构为视野,分析、研究了司法鉴定信访投诉的主要成因和特点、司法鉴定信访投诉受理和处理的法律依据以及司法鉴定信访投诉接待和处理过程中的基本原则。认真接待、受理和妥善处理好各类司法鉴定信访投诉,既是保障司法公正、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任务,也是司法鉴定管理部门、司法鉴定机构及司法鉴定人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对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解雇的国际标准与中国法制

解雇直接关系劳动者的权益,并对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是国际劳工标准与各国劳动立法的重点。国际劳工组织制定和颁布的第158号《终止雇佣公约》和第166号《终止雇佣建议书》是解雇的重要国际标准。我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已经初步建立解雇的国内法制度框架。就解雇的事由、程序、救济、补偿及经济性裁员等内容相比较,我国劳动立法与国际劳工标准基本一致,部分矛盾之处是今后修法的重点内容。     

363例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术后早期治疗分析

目的 观察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术后早期综合治疗的最佳时间窗.方法 将363例重型颅脑损伤术后患者按病程＜1个月、1～2+个月、2～3+个月及＞3个月分成Ⅰ组、Ⅱ组、Ⅲ组和Ⅳ组,分别进行综合治疗.并在入院时和出院时分别进行Glasgow昏迷评分(Glasgow coma scoring, GOS)和Glasgow结果评级(Glasgow outcome scoring, GCS).结果 Ⅰ组和Ⅱ组GOS评分和GCS分级显著优于Ⅲ组和Ⅳ组(P<0.05,或P<0.01);Ⅰ组与Ⅱ组,Ⅲ组与Ⅳ组GOS评分和GCS分级比较,差异无显著性.结论 重型颅脑损伤术后1～2个月早期综合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论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合理性

诉讼作为一种社会解纷机制,其主要价值在于为社会利益争端的解决提供一套体现公平和正义的程序规则。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它们所体现的社会利益关系各有其特殊性。鉴于此,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做出不同的设计,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民事诉讼贯彻＂谁主张谁举证＂,行政诉讼由＂被告负举证责任＂,这不同的表述体现了共同的价值取向：救济和保护弱者。     

邓小平领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路线和思想方法——兼论中国道路的精髓和真谛

邓小平的历史性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伟大的贡献,莫过于领导党和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创造性地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领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路线和思想方法突出体现在:把实践作为逻辑起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规律作为根本依据,在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与发展基本规律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人民作为主体力量,在实现人民群众利益需求和创造精神有机统一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必须深刻把握这条道路的精髓和真谛,坚定不移沿着这条道路开拓前进。     

合理构建特殊病犯强制医疗的路径简

修改后的《刑法》、《刑诉法》等法律规定,对监狱在押患有精神疾病丧失服刑能力和患有恶性传染病的罪犯均可以采取强制医疗,但规定过于原则,监狱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面对如何申请、执行和解除强制医疗等问题时,深感困惑.为此,从建立特殊病犯强制医疗程序,并从特殊病犯的强制医疗申请程序、裁决条件、案件管辖、执行期限、终止程序等五个方面,深入研究特殊病犯的强制医疗问题.     

减轻处罚若干问题探讨

减轻处罚是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包括刑种和刑期的减轻。减轻处罚的性质是从主刑及于附加刑,但应依法适用。对于附加刑,应视具体情况考虑如何减轻或是否并处。对于减轻处罚的幅度和限制,以及主刑如何减至附加刑等具体问题,均应在立法中作出明文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