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与扬州诗局、扬州书局刻书活动考辨

曹寅等人承刻钦颁<全唐诗>、<佩文韵府>二书是清初出版史上的大事.二书的刊刻地均在扬州,刊刻<全唐诗>成立的机构名"扬州诗局",刊刻<佩文韵府>成立的机构名"扬州书局",虽一字之差,实为两次组局.两次刊书活动在刊刻主持者、刊书规模、难易程度上均有着显著差异.两次刊书活动中均存在一定的搭刻私书现象,这些私书的刊刻与组局的主旨无关,故不得纳入清内府所刻书的范畴.     

H5N1亚型禽流感病毒NS1基因的克隆及表达

利用RT-PCR扩增了2株H5N1亚型禽流感病毒NS1基因,并将其克隆到pMD 18-T载体上,进行序列分析。结果显示,这2株禽流感病毒NS1基因核苷酸序列的同源性为70.2%,分别属于NS等位基因群A和等位基因群B。再将克隆的NS1基因插入到pET-28a质粒中构建原核表达载体,将其转化到DH5α大肠埃希氏菌感受态细胞中,经双酶切鉴定及序列分析,表明获得了重组质粒pET-52NS1和pET-174NS1。经SDS-PAGE分析,重组质粒转化BL21(DE3)(pLysS)感受态细胞后,经IPTG诱导,获得了分子质量约为30 ku的NS1融合蛋白。用AIV多克隆血清做Western-blotting分析,发现来自2个等位基因群的NS1蛋白都具有较好的抗原活性。     

公务员职业倦怠问题思考

公务员职业倦怠在我国所占比例较高,不仅严重影响公务员本人的身心健康,而且直接影响政府效能和公众形象,乃至改革的成败及和谐社会的成功构建。社会环境因素、政府组织因素和公务员个体因素共同促成了公务员职业倦怠的产生和发展。只有全社会积极关注,公务员自身不断努力、政府部门不断推进管理改革、社会环境协同支持,才能有效预防公务员职业倦怠,提升公务员职业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问题与对策：“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证分析——以和解协议的规制为视角

本文以对刑事和解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对实践中存在的刑事和解适用标准不统一、适用率相对较低、适用程序不规范、和解方式单一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介绍了针对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刑事和解机构、刑事和解流程等进行的试点改革，并提出了对刑事和解进行规制的建议。     

从异化劳动到异化消费——以异化为线索看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维度的转变

在马克思那里,异化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哲学范畴,更是一种理论的分析模式与思维方法,异化的思维方法成为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思维方法.从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到对异化消费的批判,这显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针对这些新变化,开展了新维度的社会批判.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间,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视野,更对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金融诈骗罪立法体系之重构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金融诈骗罪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秩序，但刑法典却将本类罪规定为结果犯、目的犯。这种构成形态与立法趣旨的悖反，源于人们对金融诈骗罪法益的模糊认识。金融诈骗罪属于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态，其主要客体应是公私财产权。我国刑法应当调整本类罪的体系，将其置于诈骗罪之下。     

国家身份变迁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

冷战结束后，中俄关系迅速发展，从1992年双方“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1994年确认两国已具有“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直至1996年宣布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四年内两国关系上了三个台阶。“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模式规定：伙伴之间的关系平等，本着相互信任的精神来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俄罗斯与中国在冷战结束之后对于建立新型的多极化国际秩序的巨大贡献。     

行政处罚公正原则的宪政思考

行政处罚公正原则是行政权运行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与行政法治原则、行政公开原则和行政效率原则一起被视为现代行政权运行的四大基本原则之一.实践中经常出现违反行政处罚公正原则的情形.完善行政处罚权控制的完政机制保障应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人权和公民权不受非法行政干涉的基本原则;在行政程序立法中明确规定违反程序的行政权运行无效的基本原则.同时在社会制约层面上,发展壮大社会组织防止行政权的异化.     

中国政治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及对策——以综合安全观为视角

从综合安全观的视角观察中国政治安全，其面临的主要威胁表现在五个方面：刚性稳定具有极大的社会风险；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消弱；中国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威胁；国土安全是中国政治安全的要害；三股极端势力对中国政治安全的威胁。维护中国政治安全的对策主要有：重构国家安全体制是政治安全的体制保障；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本在于增强综合国力；维护政治安全，要练好内功；实施正确的国际战略，创造一个良好的、安全的国际环境。     

国外政府信息公开中存在的问题

国外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观念问题，漠视公众权利；信息公开立法规定笼统，信息公开与保密文化冲突；政府信息公开管理不当，权责主体不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费用支付问题；政府机关受理信息公开申请后的处理期限问题以及权利救济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可以预示我国在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