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公共管理创新

一、推进公共管理创新,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课题公共管理是指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对公共事务进行有效治理的一套体制、机制和做法。民主、法治、高效的公共管理体系,是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和必要条件。当今世界经济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当代公共管理也呈现出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公共管理方式多样化、重视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管理活动中、注重结果导向和建立绩效评价体系等新的趋势。因此,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推进公共管理创新,为公众提供公正、快捷、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首先,…     

从发展经济学视角看多党合作服务经济

本文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论述多党合作在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出通过发挥多党合作在信息沟通、利益协调、监督参与等方面的职能作用服务于经济发展新思路,成为有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析宗教极端主义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危害

宗教极端主义是一种与宗教有密切联系的极端主义。它主要有两种类别:第一类是指宗教内部的极端主义倾向;第二类是指在宗教名义下的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对国家安全的危害,主要表现在危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国家现有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秩序,干扰国家可持续发展。为此,严厉打击、有效治理这一国际公害已成为当前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之一。     

欧洲Living Labs创新模式对中国城市管理科技应用园区建设的启示

信息技术融合与发展为科技创新模式嬗变提供了新机遇.主要介绍了欧洲Living Labs网络、Living Lab创新模式,包括其概念的提出、发展历程和组织模式,并以马德拉Living Lab为案例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这种以用户为中心、整合与协同各创新要素、搭建面向应用的创新平台的创新方式,与北京城市管理科技应用创新园区(AIP)的探索殊途同归,经验可供借鉴.欧洲Living Labs网络对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创新型国家和和谐社会的建设也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家事案件之执行

家事案件执行具有不同于一般民商事案件执行的显著特点,这类案件的执行,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强制实现判决书上确定的权利,还需要顾及相关当事人的情感和将来良好关系的维持.解决这类案件执行难的问题,必须首先完善我国的现行立法,对家事案件执行设专章加以规定,以便执行人员树立新的执行理念,真正实现家事案件的执行目标.     

宋代民间物权关系的家族主义特征

中国古代民间物权关系随着各个时期宗族组织形式的演进而呈现不同的时代烙印.宋代宗族组织呈现了两极运动的发展趋向:民间宗族组织继承了唐末五代政治冲击后遗留的小家小户的分化趋势,而宋代在新兴士大夫阶级和皇帝提倡下又出现了聚宗收族的历史潮流.民间物权关系作为相应的法律映象也呈双向发展:小规模家庭成为民间物权关系的普遍性主体,其民事主体资格得到法律认可,表现为其私产处分权自由度的提升,而传统的亲邻优先权必然随之弱化;另一方面,族产作为重建宗族、维系族众的经济核心,法律亦相应增容了族产的形态类别并对其增强了保护力度.     

论无单放货的法律问题

提单是海上货物运输的重要单证.随国际贸易和航运事业的不断发展,提单也从一般托运收据发展成为物权凭证.提单作为代表货物所有权的凭证,可以通过背书转让或抵押,它已具备了一种有价证券的性质.提单的内容、条款以及调整提单的法律也随现代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而日趋详细和完善.但是,近些年由于航运的变化,无正本提单提货的现象频繁发生,这种行为的产生对传统的航运制度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很大.无单放货问题在司法实践和航运实践都引起重视,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     

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法完善探析

我国刑法将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定为结果犯,给司法实践带来许多困惑.实践中司法机关被拖入重大损失的认定上,导致对权利人保护不力,使一些本应由刑法调整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未得到应有的处理,应改变将侵犯商业秘密罪规定为结果犯的立法模式.     

论我国刑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完善 ——以侦查机关为视角

我国刑事错案追究制度自实行以来,其运用的合理性以及有效性一直饱受争议。从侦查机关的视角考察,错案追责情况主要存在纠正程序不具体、追责程序透明度不高等相关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考虑,从内部制度与外部监督入手考虑设立独立的错案追究机关来进行解决是可行的,同时可从细化错案责任追究的相关程序、明晰实体责任性质的认定标准、建立健全办案质量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建立追责程序相关信息发布机制等方面来完善刑事错案追究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律师的地位与作用——以三个诉讼阶段为研究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在提高诉讼效率方面效果显著,但同时也伴随着架空程序正义的风险,律师实质性参与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之正当性基础。加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着协商性司法的进程,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机制来日可期,律师的有效参与更应成为完善制度构建的应有之义。然而司法实践的现状与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去甚远,律师分别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发挥不同作用的同时也面临不同的参与困境。结合域外经验加以审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框架下的律师参与存在辩护理念和立法规制的双重缺失。具体而言,应推动有效辩护的理念建构和精细值班律师的制度建构,探寻律师实质性参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合理路径,从而有效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助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健康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