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启示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主要表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改革开放30年来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思想理论观念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恰恰是因为对过去一些思想理论观念进行了新的突破,才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不断创新的思想理论观念进行概括总结,不仅仅是一种回顾,更应该是一种深刻的反思。     

公共行政人员行为选择的伦理困境及其化解

实现负责任行政行为的关键在于制度伦理建设、公共精神的彰显以及行政人格的塑造。通过外在约束和自我规制,从而构建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行政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执法理念的更新与和谐社会建设

在构成和谐社会的诸多要素中,法治处于核心地位,行政执法是法治的关键。完善的行政执法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加强行政执法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在行政执法方面有了显著进步,但在执法实践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执法理念的传统与陈旧是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更新传统的执法理念,树立平等、诚信、人权保障、执法为民等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全新的、先进的行政执法理念。     

广州亚运会志愿服务预测与分析

广州亚运会志愿服务是既北京奥运志愿服务之后,我国志愿服务事业发展过程的标志性事件,也将成为推动广州乃至全国志愿服务事业发展的重要契机。对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及广州亚运会3大国际赛会的志愿服务特色进行比较,有助于预测和分析广州亚运会志愿服务的条件、需求,和广州亚运志愿服务将产生的社会影响。     

广东高职院校创新性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培养创新性技能人才,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对高职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广东高职教育作为广东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体,伴随着珠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企业加大了创新性技能人才的需要。而当前高职创新性技能人才培养的不足,导致广东省高职创新性人才培养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要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广东高职院校需要构建创新性人才培养模式,增加创新课程开发,加强校企合作,改革教育考核模式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论高校辅导员职业信仰的内涵与塑造

高校辅导员的职业信仰是他们破解职业倦怠,提升职业幸福感与归属感的重要基础。高校辅导员树立职业信仰,需要他们由衷地信任辅导员工作的职业价值,并真诚投入职业情感,认真恪守职业规范。但是当前部分高校辅导员出现了职业价值认知错位、职业情感投入失位、职业规范遵守缺位等现象。要有效塑造高校辅导员的职业信仰,应该从深化他们对职业价值的认识,为他们畅通职业发展的渠道,增强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以及健全相关规章制度等方面着手。     

新时代“工会坚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再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坚持党的领导”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有着重要指导意义,为新 时代工运事业指明了方向。工会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可以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个视角加以考察分析;工 会怎样坚持党的领导,则需要辩证地处理好坚持党对工会的领导与工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之间的关系,处理 好工会组织“公转”与“自转”的关系。     

社会影响力债券模式下的养老服务合作治理

老龄化社会的迫近使我国养老社会服务供给面临巨大压力,倡导多元合作供给,创新理论、方法和实践已经成为解决我国老年社会服务问题的必由之路.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利用社会影响力债券这一方兴未艾的社会治理工具,联结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使三方共存于同一个利益诉求整合、平等磋商协作的框架下,能够为我国社会养老服务的合作治理提供更高效的供给模式和更稳固的合作模式.以老年健康服务为例,基于社会影响力债券的运作理念,构建社会影响力债券的合作模式,关键是需要以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与评估机构共同为主体;以实现提供高质量的养老健康服务、节省政府开支、提高资金效率为目标;以第三方评估和数字物联网技术实现过程涵盖式的结果控制.同时,坚持基于成功结果导向的付费机制,倡导互信,维护多元互益的合作机制.基于社会影响力债券的养老服务合作治理模式能为破解社会养老困局提供参考.     

新常态下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经济哲学探究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经济新常态表明,在产能过剩、物质需要有可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应当把文化需要的满足、把精神生产提到重要位置.在这一方面,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和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应当在吸收国内外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文化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