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神损害赔偿应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是否应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一直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我们如果从现行法律规定的现实危害性、法理依据、法律依据及历史必然性等方面来论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建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性、紧迫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则可能会取得一些有益的收获。     

中印关系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及发展趋向分析

改善中印关系是中国睦邻外交的重要内容,中印关系对中国对外关系的拓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促进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对于中国周边安全的保障、中国在南亚地区发挥更大作用、以及亚洲大国关系的协调和减少外来势力对亚洲的干预等,都会产生积极影响.中印两国战略利益的重合大于分歧,这决定了今后一个时期中印关系走向合作友好的可能性将远远大于冲突的可能性,而增强相互信任与消除隔阂是提升两国关系的关键.     

俄罗斯军事审判制度及对我国军事司法改革的启示

本文从军事审判机关的设置、管辖权等方面对俄罗斯军事审判制度进行了介绍,分析了其主要特点,阐述了俄罗斯军事审判制度对我国军事司法改革的启示。     

关于高校教职工体育与健康的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职工体育与健康现状为例

高校教职工的身体状况是党和政府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高校教职工普遍具有锻炼身体的意识,但缺少锻炼身体的行为。高校教职工应该把锻炼身体的意识转化为锻炼身体的行为,放松心态、健康饮食、加强锻炼,以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人的本质发展的三个向度及其全面发展

在哲学的层面上,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本质的全面展开和展现。人的本质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内容、途径都作了基本规定,可以说人的本质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本文从人的本质发展的三个向度:实践本质、社会本质和个性本质发展,以及研究人的本质的前提即现实的人四个方面探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中国足球体制改革与监管体系建设--概念、问题与方向

2004年的俱乐部罢赛和国足冲击世界杯失利风波已经过去,足协领导也进行了调整,联赛也在正常地开展。这一切似乎表明,我们的足球事业在经历一番挫折后又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但我们对此却心存疑虑,原因就在于中国足球事业的体制仍然没有进行根本性调整,对足球与市场、政府的关系问题,有关方面似乎还没有非常清晰合理的认识。从足球是一种公共服务的角度论述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干预的方式。文章认为,我国的足球产业正在经历结构性变革和制度转型,在产权私有化和收入市场化的同时,足球的管理方式没有转变或跟进。因此,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提出与足球本身特征和市场经济发展相符监管框架的话,在强烈的逐利动机驱使下,黑哨、假球、赌球、骚乱等不良行为很可能会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     

论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刑事追诉机关在初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对其羁押时,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这是受刑事追究者获得告知的权利,也是刑事追诉机关的告知义务.现代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不仅要求侦查、检察机关履行告知义务,而且应当依法允许犯罪嫌疑人行使其诉讼权利,并为其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以侦查阶段的初次讯问为对象,对告知义务进行考查,比较美英加法德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对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的规定,剖析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所在,进而对完善我国侦查阶段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提出了建议.     

作为工人运动副翼的工会——解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工会思想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作为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构成了工人运动的两翼。它们在帮助工人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维护工人自身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二者地位并不对等。工会作为工人运动的副翼,应当附着在其主翼工人阶级政党之上。工会在改善工人阶级现实经济条件、教育工人阶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却不能完成工人阶级的最终解放,使其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历史地位。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只能通过工会运动与政党活动的结合,将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社会革命才能实现。     

商标恶意抢注法律规制路径探究

商标恶意抢注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应予规制。适用我国现行《商标法》规制恶意抢注在注册确权、侵权救济和法律责任承担方面存在局限性;基于《侵权责任法》保护民事权益的范围所限,商标恶意抢注并非均为民事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责任法》难以对恶意抢注实施全面规制;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恶意抢注,可对其启用行政调查措施,并通过法律责任承担规定使得恶意抢注人为此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但须以竞争关系的存在和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为适用要件,因此存在边界限制。为有效规制恶意抢注,应当结合前述立法的功能定位选择多元化法律规制路径,并从明确恶意抢注商标不予注册、规定未经实际使用的注册商标不得转让、限制恶意抢注商标的请求权方面对我国商标立法以制度完善。     

程序效益与权益保障:特殊人群案件集中办理的实践困境及对策

特殊人群案件集中办理机制的形成与完善,有其历史文化渊源以及法律政策基础。综观近年来上海市特殊人群案件集中办理的实践,依然存在程序效益未能充分彰显、当事人权益保障不足等困境,有必要建立特殊人群"一站式"平台,应用恢复性司法,完善社会调查机制、"合适成年人"参与机制,以充分保障特殊人群的合法权益,提高办案的程序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