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行政问责文化的构建

当前,行政问责在制度上得以不断完善,但在文化建设上却相对滞后,影响到行政问责的进一步推进。因此,建设新型行政问责文化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新型行政问责文化应以民主法治、共同参与和官员道德自律为目标选择,用正确的理念、完善的制度和深入的教育引导、塑造、培养新型行政问责文化。     

试析文化全球化的现状与前景

当前,文化全球化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制度文化、科技教育、共同观念等方面都有了充分的表现,其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展,但也存在全球各文化力量严重失衡、全球交融限于外围、组织化程度不高等局限。同时,国际上存在的文化霸权主义、民族文化中心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对文化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制约。展望文化全球化的未来发展,以美国价值观实现全球文化的一元化不符合人类发展的共同利益,全球各文化的多元互补应是合理的选择。     

法治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痛点与进路

民营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为广泛的活跃主体,具有不同于国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的特点,以法治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成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普遍共识。但是在实践中,囿于民营企业经济基础薄弱、竞争压力偏大、法治思维滞后等因素,一方面缺乏主动发挥法治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动因,另一方面缺乏积极有效法治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体系,亟需学界从法治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法治监督体系来探究法治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进路,切实发挥法治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维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促进民营企业法治水平的提高。     

我国领导干部海外培训外包研究——基于市场失灵的分析

领导干部海外培训是中国领导干部培训的一种重要形式,它的产生是基于政府治道变革和市场化改革的宏观背景。本文着眼于海外培训这一合同外包研究,通过界定海外培训外包边界,基于唐纳德·凯特尔市场失灵理论的分析框架,深入剖析海外培训市场中的需求缺陷和供给优势,并基于需求市场缺陷提出完善需求市场的三大对策。     

犯罪学“三”字研究模式专家金其高先生——2011年至2013年学术研究综述之一

"中国治安学第一人"、犯罪学家金其高先生,其著名论断都与数字"三"有密切联系。金先生善用"三"字研究模式引领研究主题,文章标题和主要观点主要由"三"型支撑;善用"三"字研究模式引领研究方法,文章论述框架主要由"三"型支撑;善把"三"字研究模式融入研究内容,语言风格增加了"三"型的幽默和魅力。     

中国镍白铜技术发明演变为“德国银”专利的历史考证

通过对欧洲现存专利文本、科学实验及调查研究,证明在19世纪初西方曾利用中国古代冶金技术史上一项重要发明——镍白铜技术发明申请专利并获得保护,随后出现了"德国银"生产的兴起。西方近代史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确立的历史,也是专利制度建立的历史,在这一时期,中国科技、经济却从兴盛走向落后。西方曾经盗用中国技术并申请专利保护,故此应该让人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保护自己民族的发明创造。     

伪装笔迹的伪装程度对鉴定价值的影响

近年来,利用手写文书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犯罪分子作案手法不断更新,伪造书写文书的熟练程度不断提高,文书鉴定工作面临巨大挑战。我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笔迹的伪装程度,对于识别、确定伪装程度,提高文检人员技术水平,探讨对伪装笔迹的掌控能力和快速锁定犯罪嫌疑人、侦查破案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英国剖腹产案件中的患者自主权研究

英国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法院授权的剖腹产案件表显出了妇产领域根深蒂固的医学与司法上的家父主义倾向——对产妇欠缺意识能力的一般推定,对产妇非理性决定的蔑视以及对产妇及/或胎儿生命利益无以复加的推重——从而与患者自主权原则发生冲突。英国法院通过对意识能力概念过于严格的解释,来绕过胎儿非为法律上之人的法律壁垒,甚至公然对实证法的立场发起挑战。上诉法院虽然在两项判决中扼制住了这一情绪化的异动,它的意识能力理论却仍然为家父主义的回潮埋下了伏笔。故而,单有法律原则,还不足以为产妇自主权提供充分保护。只要诸如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地让产妇娩出一个健康的孩子、分娩中的产妇欠缺作出有效决定的意识能力这样一些流布甚广的观念不得澄清,产妇导向的法律政策与婴儿导向的产科训练之间的冲突不得协调,强化了产科医生话语权的医疗资源匮乏状态不得根本缓解,那么,曲解、回避法律原则强行手术的作法就断不会少。     

政治稳定视野中的利益关系分析

体制转轨时期 ,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与组合 ,特别是各种利益之间的分化 ,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具有双重效应。在改革发展进程中应积极构建系统的利益协调机制 ,以机制的有效运作协调各种利益关系 ,实现和保持利益分化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和谐共进 ,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有序发展。     

Labeled clanizatio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 Third Line enterprise*

This work focuses on the Third Line workers, who were secretly located in the remote mountain areas and fully untapped in the studies of Chinese labor politics. In this study, I show that the Third Line workers mainly originate from three different groups: the transferred workers, the returned educated youths, and the demobilized soldiers. These three origins served as different labels signif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each group had in common. In the workers’ quotidian interactions, these labels were meaningfully and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ers’ occupational opportunities in the factory and shape their mutual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 one another. As a result, the high degree of isolation gradually shape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Third Line workers toward a model of ‘labeled cl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this unique social structure, I further argue that the widely accepted organizational dependency of Chinese urban danwei system needs to be reconside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