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青年的关系重构与城市融入——北京市F社区青年汇的案例分析

流动青年的城市融入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北京市社区青年汇通过在社区关系、朋友关系和同事关系方面重构流动青年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效地推进了流动青年的城市融入,对流动青年的生活和工作空间拓展、城市身份塑造、价值观的现代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目前这种关系网络还具有一定的脆弱性,需要在与城市融入的互动过程中不断维持和强化.     

国际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对策与评价——基于中外教育互动的视角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留学生的数量逐渐增多,中外大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频率迅速增加,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多元意识形态的相互交流、融合、碰撞和冲突逐渐成为一种新常态,形成了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征,并带来新的挑战.基于中外教育互动的视角,从政治体制、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宗教信仰、自我意识、学习与生活方式等6个方面对涉外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与对策进行剖析,并构建了新特征下大学生思想评价体系,以期提升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我国虚假诉讼受害人救济方式的类型化分析

虚假诉讼问题涉及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异议之诉、再审制度等复杂问题。现有研究没有脱离微观的具体概念、制度规定,较少从更为宏观的视角进行探究。本文试图引入新的研究思路,从虚假诉讼受害人救济方式出发,用时间标准进行梳理,区分“法院是否赋予第三人参与诉讼机会”和“第三人是否实际参加诉讼”来进行类型化研究,探究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对于虚假诉讼受害人的救济缺陷,寻求完善策略。     

现代诉讼的本质:全面理性的规范沟通

纠纷的成因是交往失败,而诉讼是重新交往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将诉讼置于交往视野下,诉讼的沟通性便得以显现。无论是民事、行政还是刑事诉讼,均渗透着立足言语、实现主体间沟通的理念。诉讼通过外在规范特性保证主体间的沟通顺利进行,没有建制化程序的外在保障,沟通难以成效。诉讼的内在规范性是对诉讼规范性内涵的丰富,是一种内在的交往预设程序。经过对规范价值的内在化,诉讼交往主体形成自我约束,对诉讼规则、交往预设自愿主动承受,促进共识的实现和纠纷的解决。可以说,现代诉讼克服了传统职权主义模式或者当事人主义模式的片面理性,追求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规范世界相融通的全面理性,保障司法公正、令人信服司法,达到司法真正权威。因此,诉讼区别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最大不同,在于诉讼的本质是全面理性的规范沟通。     

试论张竞生美育思想的理论渊源

张竞生是20世纪初的留法哲学博士、著名学者。张竞生的美育思想是我国美学史上的宝贵财富,它体现了近代中国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具有深远的理论渊源。     

中国股票型开放式基金业绩的实证分析——基于信息比率与单因素模型评价方法的对比分析

采用信息比率与单因素评价模型,使用沪深300指数构建基准投资组合,对我国2005-2007年中10只股票型开放式基金经风险调整后的业绩进行实证研究。基于信息比率的基金业绩评价指标相对于单因素模型有较明显的应用优势,同时采用沪深300指数作为市场基准的评价结果更具有可靠性。     

生态补偿视阈下农村垃圾分类兑换激励引导机制研究——以安徽黄山市S县生态美超市运作实践为例

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农村垃圾处理是一个亟须解决的生态环境问题,完善的农村垃圾处理机制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为此,黄山市S县将生态补偿机制与农村垃圾分类兑换相结合,因地制宜推出并践行了生态美超市这一农村垃圾分类处理的新事物。通过对黄山市S县生态美超市的调查研究,以生态补偿视阈分析生态美超市以物易物的垃圾兑换、科学化的维护管理、多元化的资金支持实践机制,发现农村垃圾分类兑换得以成功实践又掩映在公众参与和自我需求的调和、熟人社会从众心理、传统农耕空闲的自我调适、地方精英组织和领导的社会行动逻辑之下。虽然生态美超市的垃圾兑换激励引导实践有新颖独到之处,但在长效持续运行中还面临激励的暂时性、兑换物品的集中性及单一性、兑换过程中出现的"人情操作"、资金来源的政府依赖与多元化筹措缺位等挑战,由此造成可行性、可持续性受阻。这些问题的消解弥合,已成为打通农村环境治理"最后一公里"的当务之急。     

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伦理精神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生活的公平正义性、政治生活的风清气正性、文化生活的文明健康性、社会生活的幸福美好性、生态环境的美丽宜居性,较为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全面小康伦理精神。加强全面小康伦理精神研究,理论上对于揭示全面小康的价值合理性,推进全面小康的学术探究,实践上对于人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红色管家”何以管用?——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的破解之道

【问题】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常常陷入命名式、标签式伪创新,不仅无法实现“给社区减负增能提效”的目标,反而造成基层治理的低水平重复。在各类创新琳琅满目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使基层治理创新更具持续性,并且规避“内卷化”风险?【方法】本研究以S区“红色管家”项目为个案,该项目初期面临多方面的内卷化风险,但最终通过创新走出一套有效的社区治理之道。我们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跟踪了“红色管家”项目的运作过程并结合多种定性资料进行分析。【发现】(1)如同诸多政府主导的基层治理创新项目一样,“红色管家”在项目初期也面临观念、利益以及组织等多方面的“内卷化”风险;(2)项目实施过程中逐步呈现出的实体化、制度化、专业化和协同化的特征,保障了“红色管家”项目创新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可持续性;(3)能否规避基层治理创新的“内卷化”风险,根本在于基层党组织力量能否成功嵌入项目全过程,发挥引领创新的核心主导作用;(4)党建引领下多方创新主体的协同、合作与调试,观念、制度与技术的融合,构成了制度创新能否突破“内卷化”困境的关键。【贡献】本研究梳理了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问题的表征和成因。通过对“红色管家”项目案例的分析,本研究阐释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机制,指出破解基层治理创新“内卷化”困境的关键在于新合作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     

禁食野生动物的刑法规制与教义阐释——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四十一条为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针对陆生野生动物以食用为目的的危害行为的法律规制,在原有罪名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外延。这一立法条款修订与疫情防控的社会背景相关,体现了积极主义刑法观回应社会现实的功能。此次刑法修正案对野生动物的立法完善不仅是尊重动物伦理生命权的体现,而且深层次地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的法益考量,是弱人类中心主义在刑事立法领域的生动展现。野生动物的刑事法律规制并未采用全面保护的立场,这一保护的有限性是刑法作为保障法的地位所决定的,这也决定了在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规则体系中,需要审慎辨析刑法与行政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适用时应当结合此次修正案的条文设置进行教义分析,合理把握具体要件的内涵与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防范以保护之名而随意逾越刑法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