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二)

古希腊罗马的形而上学史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其线索特别的清晰。古希腊罗马哲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开始的一段时间是为形而上学作准备的;然后,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尤其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得以正式建立;亚里士多德之后直到罗马哲学,形而上学则处于一个衰亡和解体的过程。     

建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之探讨

传统的民事诉讼强调原告必须是纠纷的直接利害关系人，这种原告适格的理论使得许多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纠纷得不到解决，其原因关键在于我国未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因而对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实务进行探讨是必要的。     

互动的大众传播与社会流行

大众传播与社会流行的互惠、互利、互制给现行大众传播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尽快营造良好的大众传播环境,制造"绿色"社会流行氛围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及社会发展之必须。而提高全民审美情趣,加强文化市场管理,把握传播、流行主流是实现大众传播与社会流行健康和谐互动互补的高境界。     

“强势语”滥用：警民交际中的一大误区

"强势语"滥用是影响警民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产生有主观与客观方面的原因,包括对警察工作性质认识的错位,对警察执法性质认识的错位,对警察形象认识的错位和口才的欠缺等.要有效地消除"强势语"滥用现象,应对民警开展相关教育培训,将公务用语纳入民警工作考核范围,大力倡导使用等势语.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下)——对苏力“本土资源论”的批判

1978年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以国家审计为视野重构监所检察监督模式

监所检察权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权能,目前主要通过在监管场所设置派驻检察室的模式来行使检察监督权。长期以来。这种设置派驻检察室的监督模式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派驻检察人员与监管场所“同化”的问题最为突出,导致监督效果不佳。需要借鉴国家审计监督模式的经验,改目前派驻检察为主的监督模式向派驻检察与巡回检察并重的过渡模式,并最终实现巡回检察为主的监督模式。     

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刑法的现代转型

当前中国正处于风险社会的关口,环境犯罪问题尤为突出。在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仍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存在着诸多的瑕疵。为应对风险社会带来的新挑战,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实现由结果本位向规范本位的适度转向,由此,刑法应当适度调适犯罪圈的大小、建构双向的责任推定原则以及改革和创新刑罚制度,以充分实现环境刑法与风险社会的衔接。     

浅议律师化解社会矛盾的积极作用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律师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重要力量,律师的政治职责和职业使命使其在处理社会矛盾的工作中应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由于一些主观和客观原因,我国律师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进一步发挥律师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的积极作用需要从健全制度、积极参与社会管理、提高自身素养、发挥律师职业优势等方面来共同推进。     

行政法官在发展社会政策中的作用

<正>行政法官有一种严重的、在一定意义上属于低人一等的情结。①相比于"真正的"法官,他们对自身的地位过度敏感。然而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却使其他法官黯然失色。尽管他们的价值常常受到成本—效益(cost effectiveness)的衡量,但最重要贡献却在于社会政策的发展方面。②鉴于行政国家的发展,他们已成为政策发展的关键角色。正如伟大智者詹姆斯·兰迪斯(James Landis)所言:"对行     

构建中国—东盟关税同盟:可能与设想

随着WTO多哈回合谈判的僵持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受阻,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许多国家转而选择更为现实的区域贸易组织来缓解对全球贸易的依赖,为防止在此背景下出现针对我国的"转移效应",我国极有必要建立区域机制以缓解可能的冲击,从现实来看,对现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深化发展,形成关税同盟,具有经济和地缘等优势,应当对中国—东盟关税同盟的建构进行可行性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指导原则和对内与对外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