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洛哲学与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

犹太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者斐洛,从调和犹太教和柏拉图主义的立场出发探讨上帝问题,通过上帝与逻各斯的关系解决了犹太教与希腊哲学的冲突,无意间为基督教的上帝论和末世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他的逻各斯理论也成为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基本前提。     

多媒体辅助教学谈

了解多媒体的特征,利用多媒体实施教学,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     

浅谈反恐怖活动的刑事立法

面对恐怖犯罪的威胁 ,国际社会十分重视对恐怖犯罪的惩治。本文介绍了国际上惩治恐怖活动的刑事立法 ,同时对我国反恐怖活动的刑事立法进行了探讨 ,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反恐怖活动的立法意见。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基石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及背景支持 ,对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进而实现其良好的施行效果具有实质性的作用和极其重要的功能 ,可谓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的基石。然而 ,履行公民参与也存在诸多现实问题与争议。对此 ,必须深入反思并研究对策 ,以进一步推动公民参与的发展 ,制定出有效的公共政策     

城乡关系的实践类型与乡村振兴的分类实践

基于对权利视角下城乡关系研究的反思,从功能视角揭示中国城乡关系实践形态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形成以区域为基础的城乡关系类型建构框架,并进一步得出城乡关系实践类型的区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定位的区域差异。大致来看,中国出现了以上海地区为代表的吸附型城乡关系,以珠三角、苏南地区为代表的融合型城乡关系,以及以中西部地区为代表的并立型城乡关系等多种城乡关系实践类型。在吸附型城乡关系中,乡村作为服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功能板块,乡村振兴目标是以满足城市需求为导向;在融合型城乡关系中,乡村已经成为城市带的一部分,乡村振兴目标带有突出的城市功能属性;在并立型城乡关系中,城市与乡村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系统,乡村振兴目标主要指向农村自身的需求,具有明显的农村功能定位。对中国城乡关系实践类型区域差异的研究打破了既有研究对中国城乡关系认识的单一性,同时也对当前中国形成以明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定位为基础的有效且有针对性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邓小平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地位

邓小平在中国现代化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主要在于:一是他比较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现代化史上困惑了几代人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历史证明,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邓小平从多方面正确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什么和怎样利用资本主义,从而实现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中的一个重大突破;二是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和内在要求出发,依据当代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条件,领导人民开辟了一条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三是解决了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大问题。邓小平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联系起来,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就更新了社会主义观念。在政治上,他强调建立民主法制国家,并初步创立了一个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从而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使中国现代化走出了困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不能忘却的历史：日本侵略者对天津的经济掠夺

“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天津并实行殖民统治,残酷地掠夺天津经济,导致天津经济凋零衰败,大大加深了天津殖民地化的程度。回溯日本侵略者对天津经济的掠夺,不仅是为了铭记过去的历史,更重要的是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公平与正义,使战争和苦难不再重演,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与合作发展。     

对我国共同犯罪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世界各国刑法对共同犯罪有着不同的规定，现代刑法理论在此认识上也不尽一致，甚至在基本概念上都难以达成统一的共识，仍然处于见仁见智的状态，共同犯罪问题成为现代刑法理论的世界难题。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有着独特的规定，共同犯罪人的种类也有别于其他国家，但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在着力于完成近代化历史重任以及谋求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今天，如何在保证理论完备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成为我国刑法面临的重大课题。     

农村金融领域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以天津为例

商业性金融信贷投放重城市轻农村的倾向明显、政策性金融支农能力有限、农村信用社一社支持“三农”难以满足实际需要、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业保险严重落后于“三农”对风险控制的需求、农村担保机构缺失导致农户贷款难、利率定价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建议从充分发挥各类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支农作用、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鼓励邮政储蓄机构发放适合农民需要的小额贷款、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建立小型信用担保组织等方面入手,有效推进我国农村金融领域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