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RNA检测用于死亡时间推断的研究进展

近几年来利用RNA的降解程度来推断死亡时间已逐渐成为法医学研究热点.本文复习相关研究文献,对大鼠不同组织(脑组织、心脏组织、肝脏组织和肾组织等)中RNA在推断死亡时间的具体应用方法做出总结,归纳出不同组织中的各类RNA在推断死亡时间方面的适用范围,以及对此种方法在推断死亡时间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及可行性的解决方法.     

主导产业、技术进步与服务业发展——山东、江苏、广东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比较研究

不同类型的产业结构将产生不同的服务业需求,主导产业代表了现有的产业结构状况,高技术产业代表了技术进步的方向,反映了产业结构的未来。山东与江苏、广东在服务业发展方面的差距,主要是由现有主导产业和技术进步状况所决定的。     

我国农村腐败问题的成因及反腐败机制建设

当前我国农村腐败问题比较突出,已成为影响和破坏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彻底根除农村腐败问题,在加强教育、培育良好社会风气的同时,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健全完善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严密而富有逻辑的反腐机制必须在深刻分析产生腐败原因的基础上,从道德、立法、财务管理、考核、监督、惩处机制等方面深入推进。     

特殊侦查方法在洗钱犯罪侦查中的运用

当今世界金融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洗钱犯罪的迅猛发展使得社会财富和人们的个人财产遭到严重损失。2012年我国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内容,这是我国侦查诉讼法治化的一项重要举措,为公安机关、检察院侦查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提供了新的侦查方略,主要包括技术侦查、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3种特殊侦查措施,以及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两种传统秘密侦查方式。这5种侦查措施为洗钱犯罪的侦查带来了重要的实用价值。     

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立法模式的思考

我国相关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的现行立法存在诸多缺陷。从保护与发展的客体和立法技术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立法应该兼采统一法典和单行法律、法规并用的立法模式,既需要制定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一般法,又需要制定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方面一系列特别法。制定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一般法具有充分的可行性,制定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特别法具有十分的必要性。     

自然人属人法与经常居所的中国式选择、判准和适用——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15条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将自然人属人法主要定位于经常居所地法,局部兼顾本国法,但缺乏对经常居所连结点的界定。自然人经常居所的判定准据涉及连结点的解释和法律适用,主要有等同方法、客观方法、目的方法和综合方法四种判定方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15条的规定体现中国式选择,即自然人经常居所的判定准据从法院地法到冲突法,自然人经常居所的判定方法从单一标准到叠加标准。在涉外民商事司法实践和法律适用中,应当按照冲突法的语境来理解经常居所,综合考虑经常居所判定标准的叠加适用,解决经常居所的可能冲突和连结点的时际变更,慎重考量经常居所的例外情形和公共政策。     

德国最高法院的民事合伙造法及评价

德国最高法院在裁判上承认民事合伙具有权利能力,将商法典中的普通合伙规制模式类推适用于民法典中的合伙,基本上消除了二者之间的制度差异。但依法律的字义、体系和制度发生史,二者规范之间的严格性程度并不相同,由此构成最高法院造法的界限。在代表权制度方面,不存在造法空间,维系民事合伙规范即可;在合伙人的人身责任方面,存在造法需要,具体就是必须填补因承认权利能力所产生的法律漏洞:这里仅适用工具性的类推适用,而不适用实质性的类推适用。合伙人可以通过限定代表权,将责任限定于合伙财产,但需要借助于格式条款法的禁止规避规范进行内容控制。在承认权利能力的情况下,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债务人为民事合伙,而非合伙人;合伙人对民事合伙的侵权责任不承担人身无限责任,亦不存在实质性类推适用的目的基础;入伙人对入伙之前存在的合伙债务不承担责任,这里同样不存在类推适用的正当化理由。     

当前警务改革现实问题与改革路径探究

当前,我国警务改革面临警力编制少,警力资源配置失衡,机关化倾向突出,警务机制运行不畅等现实问题。对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扎实做好基层基础工作创新,着力破解＂警力不足＂的难题;推进管理机制创新,破解＂机制不畅＂难题;推进科学技术创新,挑战＂技术手段滞后＂难题;提高打防工作创新,破解＂形势考验＂难题。     

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及其化解

我国在经历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也带来社会矛盾增多叠加的负面效应。当前基层农村矛盾纠纷呈现个人与组织、群众与干部之间的矛盾占主导地位,纠纷与群众切身经济利益紧密相关,并大多数为涉法矛盾,群体性纠纷日益突出,群众非正常解决问题的增多、而依靠法律解决问题的偏少,对抗程度增加等特征,深刻认识矛盾纠纷,弄清矛盾纠纷的态势、成因、性质,做好主动直面应对,并按照不越级、不错位、不包办的化解原则,加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机制运用,大力推行矛盾纠纷预警制、重大决策风险评估制、引发矛盾纠纷责任追究制,才能从源头上消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吉田松阴对孟子君臣观及人性论的诠释

吉田松阴是幕末著名的阳明学家,他分别中日国体不同,把孟子君臣观限制在中国,倡导"皇国史观"的国体论,但他依然吸收了孟子君臣观的思想因素。在面对藩主、将军和天皇三个效忠对象时,松阴强调对藩主和天皇的忠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对将军的忠,更多的是出于民生和维持国内安定的考虑,假若幕府无法行使自己的责任,孟子所说的"汤武放伐"即可发挥理论作用。而且松阴认为所谓"性善"即"得五伦五常而不失于外",将忠孝仁义统归于"忠",以"忠"来解释"性善",赋予"忠"以普遍性和绝对性,改变了孟子性善论的内核,为其君臣观打下了人性论的理论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