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在防治家庭暴力中的作用实证研究——以重庆市某区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案件情况为对象

通过实证调研,其结果显示家庭暴力的发生率仍然较高,并且当事人呈现出性别、年龄、职业等方面的特点。人民法院在涉家庭暴力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既有家庭暴力认定、举证责任分配、人身安全保护裁定送达、调解方法上的有益经验,也面临着防治家庭暴力立法及反家庭暴力联动机制不完善、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局限性、取证难等一些困境。建议我国尽快制定一部统一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在加强防治家庭暴力宣传的同时,明确规范各相关部门的职责与责任,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联动协作。     

加强高校学生工作档案管理

高校学生工作档案管理是高校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学生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工作档案管理存在业务管理不规范、制度不健全、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创新管理理念、健全管理制度、提高人员综合素质、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等途径不断加强和改进,以使其更好地服务于高校的建设和发展。     

公司章程效力探析

公司章程的效力问题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从现行法律规定出发,就公司章程对于公司设立的效力,公司章程的应当记载事项和任意记载事项,公司章程的违法性认定以及有限责任公司章程个别化思考阐述公司章程的效力问题。     

双向汲取:社区社会组织的行动路径分析

社会组织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聚焦社会组织行动策略研究,能够更好地揭示外部制度环境制约下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微观运行机制。运用"制度环境-行动策略-行动目标-行动任务"的分析框架,着重探讨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剖析复杂制度环境下社会组织行为策略选择及其多元化行动路径。S市G组织的个案研究表明,G组织通过"双向汲取"的行动策略能够实现社会组织行政性目标与社会性目标的双重目标达成。由于G组织接受任务的不同行动目标来源以及不同任务之间的相关性程度差异,使得G组织"双向汲取"行动策略呈现出复杂制度结构约束下的多元化行动路径。     

审前准备程序的职能及制度完善

《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程序立法,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民事诉讼审前程序做出了相关界定,但相对简单、粗放,当事人参与程度极低。审前准备程序需要完善制度保障,包括强制诉答制度、诉讼失权制度、律师强制代理制度等。另外,法官释明对明晰当事人请求的内容及其诉讼目的,促进诉讼适当解决意义重大。     

国内外对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研究的学术观综述

随着休闲社会的发展,城市居民的生活逐步进入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其日常生活方式和内容也越来越休闲--娱乐化.而与居民生活所对应的城市消费场所(文化、购物、娱乐、休闲等)已成为衡量城市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空间之一.因此,对休闲--娱乐场所特别是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的空间研究便成为(微)区位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的研究学术观,根据其研究角度和出发点的不同可分为城市社会学理念下和城市社会地理学理念下的研究.     

中国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源流研究述评

国内学者对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源流的研究成果较多,总体上看,一是研究重点多为对单一的氐族和羌族历史的考释,而对整个西南地区氐羌系统民族源流的研究不多;二是由于学者们的研究方法不同,对史料的解读不一,导致了观点各异、分歧较大,且对氐羌、氐、羌的释义及其相互关系等最基本的问题没有人作过相对完整的探讨;三是研究视角单一,学者们大多从历史文献着眼,对现代的一些民族学调查资料、考古学材料、遗传学资料重视不够.     

情报信息导侦工作初探

情报信息导侦是侦查信患化的主要行动模式和发展方向．已逐渐被侦查部门所接受．但真正要在侦查实践中全面推行这种模式．则需要坚实的基础。文章以辽宁省公安机关为例,回顾了其情报信患工作的发展过程、介绍了情报信息工作现状、指出了情报信息工作的发展思路及其保障环节,为各级公安机关颠覆传统观念、加快创新发展、主动改革机制、变虚设机构为实战部门．提供了理论指导。     

刑事诉讼告知义务初探

告知义务是国家赋予国家机关(含警察、检察官及法官)告知被追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关的事实、理由及权利的义务,是国家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的关照、帮助被追诉人实现其权利的一项特别义务。设定国家机关的告知义务,有利于保障被追诉人充分行使其权利。不论是国际公约还是一些法治发达国家都有关于告知义务的明确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告知义务的规定相对简单,应参照并借鉴国际公约及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予以修改与完善。     

重大公共危机情境下治理效能：注意力分配转移的关键作用

地方干部是理解我国行政系统运转的基础,他们的行为深受行政系统注意力分配的影响。疫情早期受到系统性风险冲击,行政系统功能不彰,可从三个层面理解：面临制度间隙与危机情景,地方干部热衷承担过程性责任,规避结果性责任;传统激励机制惯性牵扯了突变情境新激励机制的效果;行政系统“死机”与疫情信息“黑洞”并存。面临这些挑战,最高决策层通过权力权威、激励与资源配置三种制度化方式引导干部群体注意力分配,有效推动行政系统由“多任务”转变为“危机处理”。结果显示,我国迅速取得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双推进,彰显了“中国制度”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