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中国共产党的唯一标准——奠定今日中国的三次重大历史转折

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走上政治舞台,走到舞台中央,并长期担任主角、领衔主演,不是偶然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政党的唯一标准。中国共产党90年光辉实践雄辩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救中国、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功实现奠定今日中国的三次重大历史转折,就是中国共产党90年光辉实践的代表作。     

论中国经济法体系中社会法的抽离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法内容抽离经济法体系的发展历程是一个逐一的、渐进的、长时间的过程,这与民商法内容退出经济法体系时的同期的、快捷的、较短时间的过程相异。社会法抽离经济法体系的这一过程更从一个侧面论证了法律部门划分标准的相对性。更说明了当前第三法域的研究重点应转移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上来,而非基本理念的过度抽象。     

我党治国理政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深入学习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具有丰富内涵和内在联系,即战略目标决定战略举措、根本保证保障战略目标和总目标、两翼双轮推进两个建设。中国梦与四个全面完美对接、融为一体,是指引继续推进四个全面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四个全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其精髓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正处在关键的历史节点和全新的发展起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启的以继续推进四个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历史变迁与发展进路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国家的理论学说,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和完善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在不同阶段上的客观要求而转变治理理念的结果,依次经历了局部探索、初步创建、发展完善、全面深化四个阶段的重大历史转折和跨越式飞跃,积累了包括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延续文化根脉、追求有效治理在内的诸多经验。如今的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顶层设计”的治理时代,力图从全局的高度实现对国家治理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的统筹规划,在时代方位、价值导航、制度统合、强劲动力等方面明确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进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制度保障。     

实然与应然:页岩气开发压裂液信息披露的法律策略

页岩气开发方兴未艾,但其会带来新的环境问题,尤其是开发技术中压裂液的使用后果最令人担忧.强制披露有重大环境风险的压裂液信息是防患于未然的一种应然选择.开发企业不应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披露包括压裂液构成在内的相关信息,而应在支持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找到信息披露的平衡点.我国应当重视并制定针对页岩气开发压裂液信息披露的法规,借鉴页岩气开发先进国家的经验,着重从强化原则、细化规则、优化体系和硬化奖惩等方面,构建我国的压裂液信息公开制度.     

计算机入侵动态取证技术研究

计算机取证是打击计算机犯罪的有效手段,传统的计算机取证大多采用事后分析的静态取证技术,证据的采集不够及时、全面,经恢复的数据可能是已经被篡改,因而法律效力低。可以运用一种将计算机取证技术与入侵检测技术结合的入侵动态取证系统,动态收集识别入侵证据,及时分析、提取证据至证据库中保存。此系统采用认证、加密、隔离等安全手段,确保了证据在传送、保存过程中的真实性、准确性及不可篡改性,使其成为有效的法庭证据,实现了计算机取证的及时性、智能性。     

对冰城夏都的全面阐释——读《2009-2010年哈尔滨旅游形势分析与发展预测》

哈尔滨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的《2009-2010年哈尔滨旅游形势分析与发展预测》一书，是哈尔滨市社科院旅游发展研究所所长王晶研究员主持、省内诸位知名学者共同编写的一本对哈尔滨旅游产业综合分析和预测的力作。该书以2009年哈尔滨市的旅游发展具体资料数据为依托，对哈尔滨旅游产业、旅游市场、旅游产品和旅游发展战略等发展现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全景式分析，     

社会救助制度变革方向

从英国最早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至今,国外社会救助制度已经走过了四百多年的历史.在这过程中,社会救助制度随着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理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改革和完善.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阶段,社会救助制度正经历着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了解国外社会救助制度改革趋势,有益于进一步明确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模式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超越制度建构与秩序内生——和谐乡村建设的路径选择

传统中国乡村是干预程度较低的自我管理,秩序以内生为主.自清末以来国家权力日益深入乡村,但持续不断的变革切断了乡村社会的内在联系,国家权力的全面进入并没能实现乡村社会的良好秩序,基于我国乡村政治发展史的分析,目前,乡村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需要制度建设与乡村自治力量的互动与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