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450在大鼠肝内氯胺酮N-去甲基代谢中的作用

目的考察细胞色素P450(CYP450)亚型酶在大鼠肝内氯胺酮N-去甲基代谢中的作用。方法选择CYP450亚型酶的专属性诱导剂β-萘黄酮、苯巴比妥钠、利福平、异烟肼和地塞米松,腹腔给药对实验大鼠肝微粒体进行诱导;考察经诱导后的各组肝微粒体氯胺酮N-去甲基代谢速率。选择CYP450专属性抑制剂α-萘黄酮、磺胺甲恶唑和奥美拉唑、硫酸奎宁和酮康唑,对大鼠空白肝微粒体进行体外抑制;考察各组氯胺酮N-去甲基代谢速率。上述结果分别与对照组进行比较。结果经苯巴比妥钠和地塞米松诱导,氯胺酮代谢速率有显著性变化(P<0.05～0.001),去甲氯胺酮的生成速率分别是对照组的2.3～4.6倍和1.4～1.9倍,其余诱导剂对氯胺酮代谢无影响。经酮康唑作用,氯胺酮的代谢产生显著抑制(P<0.001),N-去甲基活性为对照组的47.20%～28.97%,其余抑制剂对氯胺酮代谢无影响。结论CYP450亚型酶中CYP2B和CYP3A参与了氯胺酮N-去甲基代谢,氯胺酮可能在体内与上述酶底物发生相互作用。     

意识形态的层次分析与军队意识形态安全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益复杂、意识形态安全日益重要的情况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一步深化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意识形态是一个庞大的观念体系和复杂的精神现象,我们必须进行多维度的研究。就层次而言,从不同主体看,可分为总体意识形态、群体意识形态和个体意识形态;从高低水平看,可分为理论化的意识形态和日常观念性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自身具有的层次性,为军队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以确保意识形态安全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历史回顾与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实践活动中,一直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逐步形成了优良的作风,为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全党：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证党的中心任务的贯彻落实;领导干部起表率作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开展整党整风教育。     

海峡两岸多层次资本市场比较及合作路径探析

经过50多年的发展,台湾地区形成了由“集中交易市场一上柜市场一兴柜市场”构成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有效促进了台湾地区金融资源的配置。经过20多年的发展,大陆业已具备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雏形,但同台湾相比,大陆资本市场层次性不够清晰、不同层次资本市场间升降转板机制尚未形成、场外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由于两岸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优势存在较大差异并有明显的互补性,两岸可以通过合作达成优势互补、获得双赢。两岸多层次资本市场在主板市场、场外市场、升降转板、资本监管等领域存在很大合作空间。     

论政治制度文明的评价标准

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基本规律。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离不开对政治制度正当合理与否的评价。若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一的角度看,政治制度文明的评价标准应是秩序、权威、正义,三者交叉互补,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评价系统。它既为检验政治制度是否文明提供了新的标准,又为政治制度文明的实践提供了思路。     

从庞德意象派诗歌看中西方文化交融

庞德作为美国意象主义诗歌的公认领袖,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英美诗歌的发展。然而庞德具有“中国文化情结”,他的诗歌从诗学原则,诗歌语言来说都受到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可以说庞德借鉴并创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形式。“五四”运动后诞生的中国现代诗歌又深深受到意象派的影响,将新文化运动的主帅胡适与庞德意象派诗歌进行比较可以清楚地揭示这一点。可以说庞德及其所代表的意象派诗歌架起了中西方文化交融的桥梁。中西文化的不断交流碰撞对整个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必将呈现中西文化发展一体化的趋势。     

论规范性文件实体合法性的司法审查框架

在规范性文件实体合法性的司法审查上,当前我国学界与实务界存在“依据与不抵触”和“合法性要件”两种主要框架,但这两种框架未能回应实践中规范性文件的复杂性,且与规范性文件的实际功能之间存在错位,导致审查标准僵化,不能适应司法审查的需要。为此,有必要引入审查强度视角,形成更加全面的审查框架。对此可区分为规范性文件的权力来源与权力行使两项合法要素,法院在这两项要素上分别存在强弱不等的审查强度,进而形成对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四种基本态度:“强权力来源+强权力行使”“强权力来源+弱权力行使”“弱权力来源+强权力行使”“弱权力来源+弱权力行使”。法院在这四种态度中具有不同的关注重点,并会对规范性文件提出不同的合法性要求,可将其分别适用于不同情形下的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活动。     

品格证据的客观获取与规范使用

近些年,一大批重大刑事案件被社会各界密切关注,案件事实背后牵扯出的被告人品格更是被公众热议。被告人品格证据,因其承载的犯罪事实、主观恶性、犯罪动机以及深层次原因等犯罪情节,这些本该体现被告人责任刑与预防刑的大小,是案件裁量重要参考依据,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公众不仅审视被告人,也审视人民法院在适用品格证据方面的智慧。     

数字社会治理的权利逻辑:以个人信息权为中心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社会迅速发展,促进多元主体信息交流和资讯共享,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挑战。作为数字社会公民身份的基本表征,个人信息权既是数字公民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防范和控制数字权力异化的重要工具。实现数字社会个人信息权保护的价值追求,国家立法机关应秉持作为宪法价值核心的人格尊严进行立法,明晰个人信息权的规范内涵与保护机制;行政机关应遵循权力法定原则,严格基于法律保留、公共利益和比例原则处理和使用个人信息,并建立专门的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监管机构;司法机关应通过法律适用和司法解释对被侵犯的个人信息权提供及时司法救济,填补法律漏洞,实现数字社会个人信息权保护的制度正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