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志救国——东北大地上的中国少年铁血军

“九一八”事变后，邓铁梅组织了东北民众自卫军，刘景文反正抗日后将其队伍改编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五十六路。这两支抗日义勇军，在辽南“三角地区”给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１９３４年１月刘景文弃队入关，继而邓铁梅也离队养病。在这两支义勇军严重受挫、形势急转直下的危机关头，胸怀“复兴东北，再造中国”壮志的苗可秀挺身而出，聚集抗日志士，创建了中国少年铁血军。苗可秀，辽宁凤城人，毕业于东北大学，受东北抗日救国会派遣返回东北，投身于抗日武装斗争，时任邓铁梅部义勇军总参议。他在协助邓铁梅开展敌后抗日…     

完善我国保安处分制度的构想--我国刑法第一百条之检讨

本文从犯罪学的角度对我国刑法第一百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其在本质上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保安处分,其设立有充分的犯罪学根据,但也是一种潜在的致罪因素。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对适用对象进行分类,设定合理的期限,建立暂缓执行、减期、延期制度,明确报告的内容与方式及相应的责任等。     

构建打防控信息主干应用系统实现我省信息警务重大突破

打防控信息主干应用系统建设是浙江省公安厅党委的一个重大决策,也是符合形势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构建打防控信息主干应用系统,要突出主业和主干应用的思想,确立情报为先的理念,突出民警信息化主体地位,促进公安基础业务的全面发展.打防控信息主干应用系统建设在我省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任重而道远.要实现我省信息警务的重大突破,还要解决好基层条件和民警技能素质与目标要求尚有距离的问题,建设中业务和管理问题比技术本身更为复杂的问题,系统存在的运行环境条件、运行保障方面的问题.     

刑法教义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

刑法教义学既包括教义学方法,也包括教义学知识;教义学方法是无国界的,但教义学知识是对一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所作的解释,因而是有国界的。德日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表明,共犯的定罪与量刑均取决于正犯,因而决定了其共犯理论必须采取实质客观说以区分正犯与共犯;而中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表明,共同犯罪的定罪与量刑是截然可分的不同层次,因而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分上采取形式客观说就足以解决问题。中国刑法和德日刑法对侵占罪规定的成立要件并不相同,"拒不退还"、"拒不交出"在中国的侵占罪中是一种客观处罚条件,是独立的行为要件,因而不能将其融入"非法占为已有"的含义之中。中国的刑法教义学研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以中国刑法的规定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并受其严格约束;要真正构建中国的刑法教义学,必须唤起研究者的主体意识。     

流动青年的关系重构与城市融入——北京市F社区青年汇的案例分析

流动青年的城市融入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北京市社区青年汇通过在社区关系、朋友关系和同事关系方面重构流动青年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效地推进了流动青年的城市融入,对流动青年的生活和工作空间拓展、城市身份塑造、价值观的现代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目前这种关系网络还具有一定的脆弱性,需要在与城市融入的互动过程中不断维持和强化.     

青年的生涯定向与管理对策

青年的生涯未定向给青年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本文分析了青年生涯定向的4种类型,从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角度分析了影响定向的原因,提出了有助于青年进行生涯定向管理的模型。     

儒家英雄主义思想的现代意义

儒家英雄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道德或者伦理英雄主义,它建立在对既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认同和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强化内心道德观念,自觉地控制、约束、调整自己的行为,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儒家英雄主义包含丰富内容,注重高度的道德自觉,推崇正心诚意,强调德才并重,尊重社会规范。认真汲取历史上英雄主义的合理因素,构建信息时代的英雄主义,是振奋民族精神、加快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     

犯罪事实叙述者分析

犯罪事实叙述者主要有受害者、犯罪嫌疑人、目击者、非目击渠道获知信息者和办案警察等五种人。因叙述者身份的不同、时空位置不同、聚焦视角不同、叙述方式不同、犯罪事实的叙述在可靠性程度和完整性程度方面呈现差异。办案警察对犯罪事实的最后叙述完成了对犯罪事实最具可靠性和完整性的叙述 ,犯罪事实在语言介质中被完全揭示出来 ,案件因此得以被推入下一个程序。     

坚持实事求是难的症结及对策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求真务实是共产党人的优良品格.坚持实事求是当中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才能提高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的能力.     

黄春明乡土人物形象特征分析

黄春明是台湾乡土文学繁荣时期的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刚直不阿、同情弱小的性格特征构成了文学理想的两个层面并反映在乡土人物塑造中。他的乡土人物呈现出如下特征：具有勤劳、质朴、善良、坚韧的传统美德；顽强地维护着传统的一切,在新的潮流面前陷入不适应的困惑中；悲剧因素和喜剧色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黄春明乡土人物之所以形象丰满栩栩如生,在于其塑造人物形象时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