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公安科技信息化建设实践中应处理好的三个关系

公安科技信息化建设是公安机关在信息时代推动科技进步、实施“科技强警”战略，实现公安工作跨越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当前公安科技信息化建设面临着不小的压力，公安部门应统筹协调、综合处理形成上下对接融合、左右协同配合以及内外信息共享的关系，以便于在公安工作转型升级阶段，为公安科技信息化建设提供更多动力。     

日常生活史的神话认知与表达——以《山本》为例

在新作《山本》中，中国当代作家贾平凹集中展现了作为一种认知与表达方法的神话对日常生活史的介入，从而为神话与历史的辩证关系提供了一种新型观照视角。与其他作家着力于创造意识形态属性明显的集体性或个体性神话不同，贾平凹试图还原神话在人类日常生活史中的本真状态，突出其作为人类知识与思想来源的背景作用，以及以“互渗”形式促成人与万物实现互联的重要特质。作为一种方法的神话，也体现于其通过具有神性特质的人物设置，构建日常生活的神话空间，继而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稳定神话系统。贾平凹在《山本》中不仅表现了神话视阈中日常生活的和谐流动，也展现了现代革命与权力神话对传统神话时空的侵蚀、压制、重组，以及由此引起的日常生活的断裂，作家借此探讨了传统神话由生而灭的历史过程。神话视角的切入，使贾平凹获得了神话视阈的观照，并在日常生活的漫流中发现神秘与朴实兼具的现实生命质感，重塑了一段亦真亦幻的历史。     

陕甘宁边区县政制度的设计理念

陕甘宁边区县政制度的设计,凸显着中共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时期的一些重大的理念性变革。其中抗战与民主相结合,是中共建构县政制度的重要理念。将制度优势和为民众服务相结合,是中共建构县政制度的重要基点。而从民众认同以及政治归属感的基础上建构县政制度,则是中共基于民众的自身利益和基本诉求,并希冀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社会整合的必然要求。     

论公职人员的角色紧张

公职人员不仅仅是一般的社会个人,而且还是公共权力的代理执行者,这两种角色的不同内在需求使其承受两个向度上的价值张力,由此而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就是公共权力及公职人员角色的扭曲,最终使公共权力的运行轨迹背离公共意志。为了避免这种消极后果的产生,必须以行政伦理中的"法治"理念来实现和强化公职人员个体行为的道德自觉。     

西方协商民主的前史探源与困境启示

西方协商民主的演进同民主的发展关系紧密,考察民主发展轨迹能够更好把握西方协商民主的内涵;考察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能够更好了解西方协商民主的核心理念与发展困境.西方协商民主在西方国家发展受阻,是因为其所秉持的公共话语理念与公共责任理念同西方政治制度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与矛盾.分析西方协商民主的发展困境,能够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     

刺激犬体表感受器对心脏表面神经元和心脏功能的影响

为了给“抑制死”提供实验根据和理论依据,模拟“抑制死”的体表刺激,用3.0kg触压麻醉开胸犬的心前区、剑突下,同步记录大右心房神经节丛神经元内单位放电的频数及心脏变时。变力性反应。静脉给入普来洛尔（1mg／kg）或阿托品（1mg／kg）及心脏急性会神经支配后,重复上述刺激。结果显示：触压犬心前区可直接引起心脏表面神经节丛内的副交感神经元兴奋,窦房结自律性降低,引起负性频率作用;在此基础上刺激兴奋心脏表面交感神经元可诱发室性心律失常。提示刺激心前区、剑突下引起的“抑制死”,不仅与迷走神经对心脏的抑制有关,可能还与交感神经元对心室的兴奋有关。     

刑法分则第128、130、297条的交叉适用——兼论法条竞合犯的特殊关系

刑法分则第128、130、297条的关系属于典型的法条竞合犯中的特殊关系,但是,如果完全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处理的话,将导致三个罪名的适用明显不合理。对此特殊关系的选择适用应遵循以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为主体,重法优于轻法为补充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相应的罪名。     

论"形迹可疑型自首"的司法认定

形迹可疑型自首是对传统自首的发展,对于便利诉讼和提高诉讼效益具有很大的作用。但对形迹可疑型自首的理解运用在学界仍存在分歧。只有结合侦查实践并运用刑事法学的相关知识才能对"形迹可疑"、"盘问"等词语做出全面理解,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对各类自首做出全面准确的认定。     

当代中国政府的派出管理:现状、问题与对策

政府的派出管理是政府分散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压力,使政府从日常琐事中脱身。然则,政府的主要活动仍然在庞大的部门内进行,使得派出管理并不十分显著,且容易被忽视,由此导致我国政府的派出管理在实践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因此,应从这些问题入手来改革和完善我国政府的派出管理,从而构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派出管理模式。同时,派出管理模式可作为我国政府减少行政层级的一种尝试。     

雾霾责任、环境外交与中日韩合作

中日韩三国环境合作已开展20多年,但其治理的机制化进展缓慢。近年,日韩利用跨界大气污染议题向中国施压,导致中国的环境外交出现被动。日韩欲使中国承担"责任",并要求中国在区域环境合作中提供更多公共物品。然而,由于保护大气在国际法和科学上的复杂性,没有单一的手段或制度能够解决跨界空气污染问题。将空气议题过度政治化,可能会导致治理失灵和非机制化,这种做法无助于次区域环境治理。在应对复合型污染源导致的长距离空气污染问题上,一些国际环境法原则如"污染者付费"实际上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因此,中日韩应强化"共同参与"、"预防性原则"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规范,避免以"雾霾责任"作为施压方式,从而提升区域环境合作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