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责任、环境外交与中日韩合作

中日韩三国环境合作已开展20多年,但其治理的机制化进展缓慢。近年,日韩利用跨界大气污染议题向中国施压,导致中国的环境外交出现被动。日韩欲使中国承担"责任",并要求中国在区域环境合作中提供更多公共物品。然而,由于保护大气在国际法和科学上的复杂性,没有单一的手段或制度能够解决跨界空气污染问题。将空气议题过度政治化,可能会导致治理失灵和非机制化,这种做法无助于次区域环境治理。在应对复合型污染源导致的长距离空气污染问题上,一些国际环境法原则如"污染者付费"实际上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因此,中日韩应强化"共同参与"、"预防性原则"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规范,避免以"雾霾责任"作为施压方式,从而提升区域环境合作的有效性。     

镜面遗留指印消除重影及固定的新方法

对镜面上遗留的指印采用280B-4型比对投影仪,进行消除重影并利用透射复印法进行固定做了探讨,同时拓宽了280B-4型比对投影仪的应用范围.     

论中介－－兼论其对于人类活动的不可或缺性

处于主客体之间并且不断体现和延伸主体需要的中介,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形态。中介形式作为人影响世界的物质手段、精神手段,作为人感知世界的桥梁,在人类活动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中,在人类对各种价值的理解、阐释以及创造性的活动和社会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各种中介形式的出现,表明着人类能动性的增长,表明着社会明的进步,并且也体现着一种人类活动要遵从于自然法规的必然性。在社会实践中,人类借助中介来探索和把握世界,同时,人类对中介领域的探索更是无止境的。     

日本环境产业的发展

环境产业是改善环境和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技术条件,也是促进日本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和激活其地区活力的强大动力.目前,日本的环境产业已从少数产业部门扩展到几乎所有产业部门,未来将同汽车业和建筑业并驾齐驱,成为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主导支柱产业之一.促进日本环境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强化环境法规的限制,推动经济政策的绿色化,完善企业的环境管理和发展绿色消费.     

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选择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作为因变量,在宏观层面上分析影响人口健康水平的因素,并对各因素的作用大小与机制进行讨论。总地来看,经济、教育、医疗、公共卫生等因素对人口健康水平起着大小不同的作用,并且表现出较强的城乡差别。在城镇地区,除了经济发展水平之外,是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利用水平能够更加直接和显著地影响人口健康水平,而不是供给水平。在乡村地区,提升健康水平的有效选择是：积极有效地改善乡村地区公共卫生设施,提高乡村人口安全饮水的比例;大力促进乡村地区人口的教育水平;提高人们对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利用水平。     

破解“城管困境”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视角——基于对北京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的调查研究

近些年围绕城管执法队伍产生了很多争论,一方面,地方政府对这支队伍有很强的依赖,另一方面,这支队伍受到了很多批评甚至攻击。本文在对北京市城管执法队伍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对这支队伍缺乏明确的战略定位,这导致赋予他们的职责与这支队伍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出现较为严重的不匹配,再加上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对这支队伍的结构和管理机制进行优化,结果使城管执法工作的职责不断扩大,与这支队伍的人力资源状况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相应地,必须从战略和人力资源管理两个层面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即借助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来化解城管困境。     

华工问题与中墨建交始末

19世纪中后期,墨西哥出口经济的增长和现代化的启动,带动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与阿根廷、巴西等国不同,墨西哥的海外移民绝大部分不是来自欧洲,而主要是来自遥远的中国。正是出于引进华工的需要,墨西哥政府主动与中国清朝政府接触,导致了中墨两国在历史上首次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来自中国的华工为墨西哥的矿业、农业以及商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迪亚斯政权末期,墨西哥政府对于华工的政策开始转变,并在1910年后发生了多次排华运动。本文在参考西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清政府的档案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我国公司并购法律的评价及建议

由于资本信用制度及法律的不健全 ,我国公司并购处于初级阶段。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公司并购法律未与国情相联系 ,缺乏操作性 ;法律规范缺乏系统性 ,存在法律漏洞 ;在争议管辖上尚无明确规定 ;外资并购法规不完善等问题 ,提出制定统一《公司并购法》 ,完善要约收购制度、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反垄断制度 ,强化民事赔偿制度等建议     

村务公开与村落政治权力中心的转移

由于村落政治权力中心的错位,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在实践中很难走上制度设计的理想轨道。本文通过一个村庄的典型案例,说明村务公开的推行促使村落政治权力中心发生了实质性的转移,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取代了党支部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还原了村民自治的本来面目。     

论我国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

在我国建立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企业、政府必须共同承担保证食品安全事故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能够得到充分履行的义务.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与商业责任保险在性质与目的上并不相同,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强制责任保险应当定位于一种以补偿受害者人身损害为主的强制投保的政策型保险,并在此基础上对费率、风险调控以及赔偿等方面进行符合其定位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