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军事法学研究进展述要

2004年中国军事法学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学术活动频繁,学术成果突出。全年出版军事法方面的著作10余部,发表论文210余篇。学者们就下面问题作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一、军事法基本理论研究有所突破本年度学者加大了军事法基本理论研究的力度,在军事法研究的路径、军事法的基本范畴等方面有了一定突破。(一)关于军事法研究路径。有人提出以价值取向和方法论为宏线,从态度、方法和理论工具入手,为学科自治提供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平台。由此,军事法学不能简单照搬普通法学的划分方式而将其子学科分为军事立法、军事行政法、军事刑法、军事经济法…     

论侦查阶段律师法律帮助权的完善

赋予犯罪嫌疑人以律师帮助权是出于“平等对抗”的法律考虑。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不能完全地得到律师的法律帮助,同时辩护律师享有的帮助权流于形式,表现在受帮助的主体有限、时段有限、律师的权限受制、与国际刑事辩护司法准则不相一致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行立法限制性规定过多,同时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撑。为此,有必要完善立法,对辩护律师的角色重新定位,明确侦查机关的“迅速告知”义务,赋予辩护律师讯问到场权、会见权、全面阅卷权,并完善调查取证权。     

对故意传播艾滋病的刑事立法刍议

保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合法权利,使其得到应有的治疗,并规定他们应承担的避免将艾滋病毒传染给他人,包括亲人的义务。政府必须加快制定HIV感染者病人的行政和刑事管理法规,对“传播艾滋病罪”作出规定。     

试析文化全球化的现状与前景

当前,文化全球化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制度文化、科技教育、共同观念等方面都有了充分的表现,其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展,但也存在全球各文化力量严重失衡、全球交融限于外围、组织化程度不高等局限。同时,国际上存在的文化霸权主义、民族文化中心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等,对文化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制约。展望文化全球化的未来发展,以美国价值观实现全球文化的一元化不符合人类发展的共同利益,全球各文化的多元互补应是合理的选择。     

“仁”与主体际性——社会公共道德重建的心性基础

“仁”代表着中国古人从人际关系视角研究、探讨德性和社会规范的思路，是理解中华文明的关键概念，这一范畴的突出特点强烈的实践性。主体际性概念出现在20世纪初的西方哲学中，是对主客二分的近代理性主义传统的超越，其意义在于申明了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共生性、平等性、交互性。“仁”与主体际性之间存在内存契合，可以说是以经验形态表达了后现代主体际性的实践理性。在主体际性视域中重新发掘和理解“仁”，重新解读其文化心理本质并为生活服务，或许可为中华文明吸纳、消化现代文明提供一条路径。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之新发展——基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之分析

结合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第二次修改,文章全面阐述了我国刑事证据概念、种类的发展与完善;刑事证据规则的各种类型及其构建样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关规定,即非法言词证据的界定、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即非法证据排除动议的提起主体、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主体、非法证据的排除主体;同时,指出了刑事证据制度在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改中存在的不足。     

企业技术创新系统的自组织性分析——基于龙能公司案例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充分认识企业主体地位、企业家精神、企业文化在企业技术创新系统自组织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私募股权投资适用优先股的法律路径

私募股权投融资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必然产生委托——代理问题,需要普通股和债权以外新的投资工具以满足双方的个性化需求.优先股在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完善被投企业公司治理、平衡不同投资者间利益冲突及化解投资退出矛盾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法律的缺位为投融资双方适用优先股作为投资工具增加了不必要的制度成本,私募股权投资适用优先股的本土化路径从根本上看应当解除公司设立类别股份的桎梏,将不同种类股份设立的权利回归私法自治.     

重塑董事范畴:从形式主义迈向实质主义

我国公司法对董事范畴的界定奉行形式主义,仅承认经过选任所产生的形式董事.该种形式主义的董事界定路径存在明显短板:无法涵盖存在选任瑕疵的董事、失格董事、逾期董事乃至于非为董事但为董事行为者,支配或影响公司行为的幕后主体更是在董事责任的射程之外.在我国公司股权集中的公司治理实践中,形式董事易于受到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不当影响而失却其固有价值,进而沦为公司治理中的花瓶.相较于形式主义的董事范畴,实质主义的董事范畴能够全面覆盖各类董事的外延类型,锚定我国公司治理中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不当影响及其责任边界,避免强化控股股东义务对公司组织体产生的过度干涉,夯实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我国公司法修改应当着力于建构包括事实董事和影子董事在内的实质董事范畴,共同与形式董事构成完整的董事类型体系.对事实董事的界定应当建立在我国董事职权的本土规范基础之上,排除非属于履行董事职权的行为.对影子董事的认定应当重在认定行为人操纵公司董事的行为,并放弃对公司董事会的控制要件.符合前述构成条件的实质董事,与形式董事负担同等法律责任,以厘清股东与公司的行为边界,淳化公司治理体系.     

“不依法给付行为＂之判决适用研究——基于《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6项的展开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l款第6项是行政给付进入诉讼救济的规范基础，但是因其就给付形态的规定过于模糊，导致当事人救济中获得的判决形式不明。将“不依法给付行为”作动态解释，它可以分为“消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积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以及“不依法之完全给付行为”，相应地分别对应履行判决、撤销判决和确认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