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有理论深度的新书——评《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

<正> 我国1979年颁布的《刑法》和传统的刑法理论,为改革开放、促进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保障作用。但随着法人犯罪的大量出现和日趋严重的现实状况,降低了刑法保护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也给刑法理论工作者带来了困惑。基于不同出发点的法人犯罪肯定说和法人犯罪否定说的论争,无论在理论界和实践部门都有     

心理学与犯罪人研究的发展

<正> 犯罪心理学研究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要证明犯罪心理的存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犯罪心理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人把它看成是恶魔附体的结果,也有人把它同意志薄弱和情感障碍联系在一起。于是,魔法、驱妖术、鞭挞以及脑叶切除术等方法,便相继被用来作为出除恶魔或医治意志薄弱的手段。到了十九世纪,有关心理的旧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人们通过对解剖学、生理学及其它医     

全球视野下的社会性别预算:国外经验

全球范围内的社会性别预算实践已经历了三十年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和理论框架。至今,各国根据不同国情,形成了具有多样性的驱动机制、实践主体以及发展特征。国际社会广泛的性别预算实践,不仅是分析公共财政预算对社会性别不同影响的有效工具,也是公平分配社会资源、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这对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并将性别意识主流融入主流政策,进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都具有启示与借鉴作用。     

论世界专利

世界专利是专利制度发展的趋势.建立世界专利的客观条件已经基本具备:程序一体化对世界专利产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地区性专利条约为世界专利提供了直接的样板;美国专利法改革为专利制度的统一消除了重要障碍;专利审查高速公路合作为单一审查打下了良好的实践基础;实体专利法条约取得进展.世界专利可能采取的模式包括PCT改进版模式、欧洲专利模式、统一生效加申请进入模式、单一世界专利模式等,它们各有特点.这四种模式也可以看作是世界专利的四个发展阶段.     

經濟特區立法權問題評析

2005年7月1日,《珠海經濟特區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條例》(以下簡稱《珠海條例》)開始施行。該條例第七條規定,電動自行車和人力三輪車不予註册登記,幷且不得在珠海經濟特區(以下簡稱"特區")的道路上行駛。針對電動自行車厰商提出的意見,珠海市在其宣傳提綱中辯稱,條例的制定並非越權之舉,而是基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予經濟特區的特别立法權和《立法法》(2000年)規定的地方立法權。然而,     

试论县级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公民参与——以温岭为例

公民参与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公民参与对于县级政府而言尤为重要,它有利于促进县级服务型政府建设,形成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本文以浙江温岭为例,阐述了民主恳谈会中公民与政府的互动情况,总结了公民参与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公民参与存在的制度化规范不足、代表性失衡、组织化程度不高和参与连续性不够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设计,合理选择公民代表,培育公民社会组织和强化公民后续监督等对策,以期为各地开展县级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扒窃的实质解释——以结果无价值为基本立场

刑法上的扒窃需要充分考虑刑法目的和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实质解释.扒窃入罪的根据应站在结果无价值立场进行分析,这一根据正是甄别、筛选和归纳扒窃概念诸要素的实质理由.扒窃行为只有达到足以造成数额较大损失的程度才能认定为犯罪.依此,扒窃是指行为人在公共领域对一般人所携带财物实施的技术性盗窃行为.同时,刑法上扒窃不以财物“随身”携带和“秘密性”为必要条件.     

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程序层面之分析

我国目前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无论在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赋予权利义务方面,还是权利缺失时权利救济的程序保障方面,都存在不完善之处。应尽快确立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公平、公正及经济性价值取向;同时,应由当事人自由选择仲裁及诉讼程序,完善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The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law

With the progres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Europea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law, from zero to bloom, approximately experienced a three- stage development, namely a forming period, an establishing period and a developing period. Environmental policy is no longer a byprodu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on market, but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instrument for realizing the Europe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amendment of the European treaties, the legal found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became clear,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evolved, and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varied. However, European environmental actions are still constrained by the division of competences between the Union and member states. Moreover, with the trend of deregulation it remains also a tough task for EU on how to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obj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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